稳定压倒一切，汉高祖代表人民消费了未央宫

君权神授社会对领导人的道德要求地，远远超出民主社会；
君权神授社会的道德口水仗具有政治上的高度效益——>龙椅！
政府任何时侯都不是主权的拥有者，政府是主权的管理者；
君权神授社会的权力层次：威权（信仰），主权（君主）和政府；
君权神授的道德信仰必定是（上下尊卑有序＋极端仁爱的道德要求）；

 

如果不是从利益的立场出发，而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君权神授，那么为之辩护的最好办法就是“道德治国”“领导人的道德品质不够高尚”。事实上君权神授社会，在选择领导人以及“历史评论领导人”时，对领导人的道德要求，远远超出国民主权社会（即民主社会）。原因就在于君权神授依赖于（depend on）道德，而无法在领导人任期内具备任何有效的权力约束，而不会损害其执政能力。

所以道德治国，以及为道德治国提供合法性的所谓“中国缺乏信仰”论，实际上都是主张君权神授，而标榜自已或自已推举的侯选人，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甚至用枪杆子“证明之”。在道德标准自修的民主社会，公共约束除了法律仍是约法；而在不缺信仰的道德社会，道德实际上成为“强势社群制定并解释的不成文法”，这样道德辩论谁更能代表他人权益的“真理”，反倒成了通往龙椅的最廉价手段。

君权神授的国家（即具备执政先进性伦理的社会），至少在其产生之初，绝不是为了让君主一家子可以任意消费。甚至在君权神授论在崩溃以前的任何国家，君主的责任是保卫国家，并且君主有责任“勤俭高尚”，君主如果有所奢侈，那一定是为了保卫国家的需要。比方说路易14的爱丽舍香槟王宫，那是为了让欧洲在的敌人了解法国有多么富强，而不敢轻举妄动！

汉政府的宰相萧何也是以此理由为堪比阿房宫奢华的未央宫辩护，告诉对此豪华专用别墅多少有点不好意思的刘邦：“如果你不舍得替人民消费这所宫殿，天下不安份的人就会轻视你，他们就会造反，你平定天下的军费比这所宫殿还要多，陛下要为万民着想，稳定压倒一切啊”（大意如此）——>面子工程从来没有如此堂皇的理由！为了国家的稳定，汉高祖只好很不好意思地，替人民消费了未央宫。

君权神授的主权结构可以视为三级组成，第一级是支撑主权产生的威权（Athority）和管理威权的社会狗腿子力量常自称为“人民”，第二级是威权的代表，典型如君主，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则是教皇，在现代东方就是伟大领袖；第三级就是常称的政府。君主可能与政府首脑完全结合（如朱元璋），但君主将行政事务委托给内阁（如宋明清政治）；和国民主权原理下的民主社会的民主授权，有根本的不同。

因此无论是那一种主权观，政府代表了主权的管理者，也代表了主权管理成本的消耗者。政府的官员如宰相是在国王的power的授权下才拥有发布政令的权力，并得到威权力量对政令的贯彻响应。所以“卖国”之类的指控只有在君权神授的社会中，还要针对能接触国家主权的人士才有可能成立。汉奸之类指挥，只能出现在传统东方型社会，而不可能出现在国民主权下的民主社会。

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口号，如阿克顿所称的“绝对的权力(power)意味着绝对的腐败”，实际上特指君权神授不受国民监督的权力，如果利用了中文汉语“同音字意会”的特点，变成了“绝对的权力(right，私人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就成了对私有制的直接攻击了。因为人权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就是说每个人拥有自已的人权所涉及的一切产权利益（包括私有权益的垄断），都是“绝对的”。

所以任何君权神授的社会（国家），一定是双位一体的伦理观，其一是“上下尊卑有序”这是确立君主的权威和臣下服从的义务，在中国就是孔子；其二就是体贴万民，对臣下守信用，自用要节俭，这方面中国文化的代表就是孟子，也必定是排第二位的。再对比一下罗马帝国的斯多葛主义，中世纪的基督教政治伦理观还有波斯zoroaster政治观，最后是阿拉后的伊斯兰政治伦理，无一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