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历史地位无足轻重

米塞斯原理对大清帝国的死亡诅咒；
辛亥革命和孙国父的历史地位无足轻重；
蒋介石继续了（李鸿章＋孙中山）的“遗志”；
蒋介古重建帝国的历史大包袱和中日战争；

 

称慈禧开明专制导致清朝灭亡是不正确的，清朝的政治合法性早在1898-1900年间的政治混成中就已经崩溃了。慈禧的“改革开放”又将清朝的寿命延长了若干年，让满族有一个良性的结局，若干年后甚至在日本的支持下，在满洲短暂“复国”。其实无论是鸦片战争中清朝“忽然落后”了，还是大清在甲午中居然打不赢小日本，都只不过是米塞斯原理对“政治资产”的死亡诅咒而已。

晚清十年的政治目的已经与北洋系保住北京政治中心的利益完全一致了，是否保留大清这块招牌，完全取决于这块招牌是否还有政治上的边际效益可用。但是北洋系的军事优势，是建立在清朝末年对全国相对的政治优势中，用全国的税收垒起来的。1898-1900年的动乱摧毁了北京的政治地位后，北洋系的“军事优势”必定成为暂时性的现象，同样在米塞斯原理的作用下迅速衰减。

东南洋务运动及至东南互保，是自太平天国以来东南汉族经济和政治势力发展，渐渐摆脱满清中央皇权统治的过程。辛亥革命只不过是在摆脱北京政治中心控制过程中的一个小环节（摆脱了满清的王朝合法性权力），而孙中山本身又是辛亥革命过程中的一个小配角。孙中山的全部政治生命，基本上处于“取代北京政治中心”的过程之中反复。所谓反帝反封建先行者之类，和孙中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孙中山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中最无足轻重的一位“伟大领袖”。除了提供了否定满清政治合法性的口号（驱除鞑虏），又为继任者（蒋与毛）制定了党国天下的政治设想以外，孙中山基本上就已经从历史中消失了，大概这也是孙中山显得较少历史污点的原因之一。党国天下是孙中山的构想，实施者却是蒋与毛，因此不应该将历史的责任完全撂到孙国父的身上。

孙蒋毛的“党国天下”与北洋系“确立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的目的，都是中国传统国家主义意识的反映，两派本是同根生，非要打出个大哥二弟。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中华”实在是太不习惯了，这种观念集中反映到以李鸿章等汉族官僚主导的，历时近百年的东南分离运动中，既要摆脱北京的政治控制，又对“帝国中华”的恋恋不舍矛盾之中。

因此当北洋系对全国的政治控制力量不可避免地衰退后，东南互保转变成“东南北伐”就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事件。北方中国实际上对于政治动荡的感受更为真切和“中央集权”更为依赖和认同，因此当北洋系不再具备控制全国政治的力量时，几乎是对蒋介石的北伐军，几乎双手双脚都举了起来投赞成票。蒋介石正是“东南互保”向“东南主导”的政治模式的历史实践者。

蒋介石实际上是继承了李鸿章和孙中山的“遗志”，在建立东南主导的历史过程中轻易成功的同时，也将北方政治瓦解的大包袱捧回了南京。没有国家主义的政治目标就不会有东南主导的北伐战争的出现，北方政治版图的瓦解则极大地挑战着“东南集权政治”的合法性，恐怕这就是南京蒋政权不由自主地实现了三十年代的国家主义新政“党国天下”，并在事实上主动挑起了中日战争而几遭亡国命运的原因。

纵观北洋系政治时期及其历史遗产“中日战争”，可以发现20世纪上半叶同样没有任何“外来危及中华国家”的危机，而是中国文化对于“缺乏中央集权帝国”所感受到了“虚拟危机”。从而在帝国中央集权事实上瓦解的1898-1900年以后，以鲁迅式的启蒙和五四运动为代表的，开始重建中央集权帝国的历史尝试。以损害市场经济为代价的“国家主义”中兴，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是傻逼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