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的行为测不准

人类个体行为不可预测与人类行为的结果可以研究；
预测人类行为是社会科学的目的；
预测人类行为不能作为社会科学标准；
心证之自由脑残模式：预测不准的后果，由谁承担？
心证之“什么是真相”？别人有义务提供真相吗？

什么是历史真相？预测未来对不对？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表述。历史就是消失的未来，未来是未展开的历史；这个问题也是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和科学标准，与预测－归纳之间的关系的解答。

在沟通学的角度上，先验的（transcendental）法则反应了人类渴望居高临下的沟通地位的本能：“掌握末来的钥匙！”。“料事如神，料人如神”，可以说是所有知识分子曾经的愿望。但无论在个人信仰的角度上看，末来是否是可以预测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任何人来说，未来都是测不准的；无论自已多么自信，人权个体毕竟是价值的唯一标准，他人的行为也是测不准。

但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社会类学科，大部分的立论而言，最终都是立足于“人类行为的可以预测”，包括了米塞斯本人所理解的经济学。落入俗套的不仅仅是严谨的米塞斯，也包括如历史学的大部分学者（包括道德行为诱导的“历史”），还有象很多人迷信的心理学，各种行为学……，扪心自问，都是因为希望能更准确地揣摸他人的“可能性行为”，才吸引了研究者和学习者。

所以如果是从“行为预测”上看，这些学科实际上同一种文化现象是不同表现形式，但这些是科学吗？如果是科学的话，实证集是什么呢？反之，如果人类行为是不可预测的，那么是否人类的行为是不可研究的？这个问题对于沟通学的定位至关重要，换言之，如果人类行为是可以预测的，那么沟通学就是不必要的。如果行为预测是“科学”的，则理性主义就比个人主义合理了。

此悖论构成了社会中很有趣的行为现象，那就是越是自闭倾向的人士，越是倾向于学习“行为预测”，可以看作是人类心理学中的“社交逃避现象”，其极端性之一，就是所谓的“星座，星象，姻缘”之类。人类个体行为是不可预测的，但是人类社会行为（包括生物行为）却是可以研究的，人类行为的实证集，就是人类行为相关的利益作为参照体，换言之围绕着利益损益的统计规律，即社会进化论！

所以象心理学是不是科学，必须区别“心理预测”的那种文化现象，与按照医学双盲统计作为实证依据的心理医学的区别，前者乃是伪科学，后者……，方法上可能是科学的，问题是到今天为止，如何将医学上的心理现象与心理疗效实现双盲统计，仍然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即心理医学的科学程度，大致上与中医一样，仍然停留在“医学艺术”的水平上。

 

总结本博关于科学的预测与探索，及其与科学标准的关系的文章，以便读者准确理解：
《人类探索科学，是在经济成本和效益的边际的试错》
《科学不用于预测，科学家不是预言家，科学不是星相学》
《波普尔证伪法则不是科学标准——>科学不用预言证实真伪》
《Transcendental先验法则是错误科学标准》
《以人权为依归科学实证标准经受了回归测试》
《绝对的真理存在吗？历史实证集，即所谓的“真相”，如何认定》

如果能够理解“预测者”与“接受预言者”的角色区别，和彼此的心证和求知的天然个体权力，就很容易理解笔者对“科学预测和标准及实证的关系”的所有观点。简单说，任何人有权作为预测者预测未来；任何人必须对接受的任何预测，据此行为而造成的任何对自已的后果负责。其实就是“自由的脑残范式”，忽悠（言论自由）有理，脑残自领其罪。

所以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未来的“预测应验”，归因到底是观察者的“心证”。所以有朋友执着于“88事件的真相”，笔者不会澄清真相。笔者只是认为自已已经掌握真相，并且已经公布了笔者对真相的看法。如果谁感到还没有得到真相，可以继续去查找到你自已认为是真相的东东为止。没有人有权力可以阻拦任何人“合法追踪真相”，也没有任何人有义务提供真相供你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