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26日星期一

中国的集权程度是人类历史上的世界冠军

中国历史的集权和改革,两个过程有中国特色
罗马-拜占庭和哈里发帝国政治模式大同小异;
中华帝国的集权程度是人类历史上的世界冠军;
西方政治集权最极端的时侯,也不及中国历史最放权的年代

如果从权柄转移的视角看中国历史,自秦汉开始整个东方帝国就处于不停剥夺基层的产业所有权,而不管是平民的还是官僚的,直到完全集中到皇帝的手上。这一过程的极端化并不是明朝也不是清朝,而是在毛朝的大革命。然后再自邓朝的改革开放,通过国企承包和农民的包产到户,重新开始剥离产权,由基层作有限程度的自治,而称之为"改革"。这两个过程是西方和世界其他社会,都没有发生过的

自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开始(乌托邦),西方传统文化的确把人间天堂,寄托在大一统的,由上帝安排的仁君专制的身上,但是纵观整个西方历史,除了局部象拜占庭帝国,就整个西方罗马或基督教世界而言,都没有达到接近东方帝国任何一个皇朝的集权程度。罗马帝国的集权程度,并不比哈里发帝国的程度更高,拜占庭帝国政教合一的程度,就更超过哈里发的阿拉伯帝国。

罗马,拜占庭和哈里发这几个西方帝国是西方文化的孪生子。西方引为自豪的古希腊的传统文化,大部分是保留到阿拉伯的哈里发帝国,经西班牙的倭马亚皇朝的保留,再从阿拉伯语翻译到欧洲,才重新被欧洲人所了解。这几个帝国的政治模式大同小异。那就是皇帝是政教合一的军事首领,作为整个社会正义力量(正教)的庇护者,同时也是各种产权的维护者和冲突的仲裁者。

中国历史上与这几个西方帝国政治模式最接近的,就是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建制了。唐朝中后期在中国历史上却是集权程度最为轻微的大型王朝,这样的对比大概可以体验中国政治模式的"左倾",是富有历史传统的。哈里发帝国是用军事政党性质的伊斯兰教,代替了作为罗马皇帝依附民的,罗马传统的军团百人队长及其退役兵自治市组织。哈里发的穆斯林军队,军事专业性有所退步,但政治工作更紧密。

针对哈里发的军事威胁而重新组织的拜占庭帝国,同样抛弃了罗马传统的军团百人队建制,而改用了基本上是世袭的军区总督下辖的农庄中,由世袭的自耕农抽丁组成的军队。其组织形式非常接近于唐朝和明朝的卫兵府兵建制,区别在于派驻了东正教神父当政委(主教)。军区司令的权力尽管独立,但受制于神父政委的监督。拜占庭的军队是斯大林毛主义出现以前,党指挥枪的最成功的组织案例。

因此西方各帝国的皇帝,与东方的皇帝有明显的不同,并不是当地社会的主宰,而是以上帝的名义得到执政合法性的,作为当地社会的军事保护人的角色。而经济运作则独立于西方皇帝的中央办公室,用权力分包的形式,把包税责任的权力由形形色色的贵族承包,从而把西方皇帝的政府建制,减少到只有同时代的东方帝国的几十分之一规模的程度。东方帝国的大政府规模,也是早就达到了共产主义的程度

西方皇帝的财权类似于东方清帝国"内务府,内库",后者只不过是东方帝国官方收入的一小部分。除非经过打黑的程序(在当时皇帝就法律),理论上西方皇帝是不能侵占平民的私有财产的。但皇帝可以通过重税结合打合的方式,完成今天重庆薄主席的革命目的。从皇帝的手中获得产权的贵族,负有对皇帝的财政和军事尽义务的责任。这样就大大提高了贵族集团对皇帝的忠诚程度,显然也是薄的目的。

西方几大帝国贵族特权中的绝大部分,不是由皇帝手中分出来的特权,而是皇帝招安后,投归到皇帝治下,获得产权合法性而得到的特权。用今天话说就是宗教党对既得利益者说服教育,让这些既得利益的贵族集团愿意听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了。在西欧的收编过程中,基督教教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依靠基督教的支持而建立了封建秩序的日耳曼贵族,客观上也就成全了基督教会精神领袖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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