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先生的法家暴政

薛兆丰先生的法家暴政，胡释之先生的"自治即民粹"
薛兆丰在邓玉娇和吴英两案中的法家暴政原则；
胡释之在香港奶粉限购案中违背了"默认权益归于个体"原则；

如果说杨恒均和熊飞骏不是具备专业常识的政治学者，如同韩寒一样，只是说出了自已直觉的观点；难免带有点常识性的错误；又如果说吴其仑等人，只是一些非典型的愚民公知，卢麒元等人只不过是毛左群体中铁杆的文革粉丝，那么试问铅笔社的薛兆丰先生，算是专业研究"自由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学者了，他在理论上能够正确指出，茅于轼先生是一个比较左的经济学家，（确实发此，茅于轼接近于民主社会主义），但是在邓玉娇和吴英案，在这样的具体案例中，薛兆丰先生的观点，那一条符合默认权益归于个体？

薛兆丰先生因为"生命无价，黄九品已经死了"而要求严判邓玉娇，薛兆丰先生此根据，完全没有考虑默认权益归于邓玉娇（被告），而有充分的根据，黄九品阻止邓玉娇逃离，追逐之，并持续地强迫其接受可能被误解的性接触的行为。在吴英案中，薛兆丰先生再次表现出"奥派理论"脱离实际案例的倾向，再次忽略了吴英的默认权益，在完全没有受害者自行举证的情况下捏造其想象中的受害人（即公共利益），用公诉人的大脑作"默认权益归于公诉人"，判定吴英罪名成立。此两案中，无论薛兆丰动机如何，都是法家暴政的思维。

在铅笔社中活跃的另一位"奥派权威"胡释之先生，在批评香港阻止大陆购货人超量购买香港奶粉的保护性措施时，其理由也表现出这位权威，同样没有默认权益归于个体的人权观念。胡释之先生甚至把"政府向土著居民的要求屈服的民粹"，——>胡释之竟然偷换了"对自已负责的人权自治"与"强迫对他人负责的民粹"的概念！胡释之和薛兆丰先生可能说是"自由理论中的专家"，但在似乎全部接纳"奥地利学派"时，却偷换并否定了最关键的"个体边际效用"——>默认权益归于个体——>个人主义！这还是奥地利学派吗？
笔者也不认同香港的禁售政策，但笔者认为香港有权作出错误的政策；后者是香港的自治权，不必对他人负责。但是言论自由不是"正确言论的自由"，人权的自由不是"在他人看来是正确行动的自由"，胡释之如同所有典型的愚民一样，是搞混了两者的概念。比起胡释之雷同于笔者的，在该社会现象上的评论观点，更重要得多的是，胡释之无意中暴露出了否定"默认权益归于个体"的人权自治的基本原则，将"自治政府向本地选民（居民）负责"视同民粹！则无论胡释之有多少观点"是我们一伙的"，都将无意义！这，就是原则！
薛兆丰先生和胡释之先生，以及其他任何人，当然有自行理解他们眼中的任何理论，并有自由发表观点的言论自由，也可以解释我们，可能是错误理解了他们的本意，以证明他们的原则是正确的，逻辑是一致的，（个人观点无关重要）；但是奥地利学派不是经济学的权威，铅笔社不是奥地利学派的权威，薛兆丰先生和胡释之先生，可能是铅笔社的权威（取决于铅笔社产权所有人的选择），但他们都不是奥地利学派的权威，不是经济学的权威，更不是"自由的权威"。明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奥地利学派，也只是"新的哲学"。

薛兆丰先生和胡释之先生不一定包括在其中，但是至少在铅笔社之中，就不乏一些怪胎型的民粹，偷换了"默认权益归于个体的原则"，把奥地利学派当成了公有制信仰中，又一种新的旗帜主义。他们可以把哈耶克和波普尔的哲学发扬光大，把米塞斯"用言语文字的逻辑表述经济原理"的忠告，理解成"用辩证法偷换经济学概念，作无穷的诡辩"，奥地利学派百年来辛勤耕耘的声誉，就成了这些举着白旗的亲善的稻草人强奸的乐园。如果用辩证法那一套，把马克思主义包装讲奥地利学派的外皮下，一点都不困难。您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