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朋党相援

个体利益的共同体（民主）：原则第一，逻辑（定理）第二，个人观点无关紧要；
公有制的朋党相援，恰恰违背了"认同次序"，原则变成无关紧要；
薛兆丰，胡释之，胡星斗；张五常自我辩护的"外部性理论的错误"；

笔者在前文没有详谈"香港限购奶粉"的政府对策，对香港市民而言的是非对错；因为后者与自治权相比，无足轻重，笔者观点与胡释之先生是否异同，也无关紧要。前文以薛兆丰和胡释之先生，这两位被公认的铅笔社的公认的"自由主义的权威"为例，说明个体利益共同体，达成宪约的共识次序：第一原则，第二逻辑（原理），第三观点，此三者的次序。与之相反的是公有制朋党相援的特点，是倒置此次序，原则变成不重要的。这样就有了哲学家泛滥的"我是你们一伙的（很多观点是相同的）"的稻草人（基本原则是操你妈的）。

如果薛兆丰先生，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学与他敬仰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在"默认权益归于个体"的基本逻辑前提下是完全相通的话，就会明白，法学其实就是如何把经济学的科学原理，变成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工程学。那么薛兆丰先生就不会在自以为"几百篇博文，完全（自由主义）的逻辑一致"后，却会在吴英和邓玉娇两案中，放纵了他自已被传统文化从小洗脑的极左心魔。如果胡释之先生，理解奥地利学派并不是辩证法下，对抗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门哲学，也不会明目张胆地侵犯默认权益归于个体的自治原则。

类似胡释之的，还有同样被民粹牛二们热捧的胡星斗先生，也包括声称支持"计划生育"的，御用社科院的李小平先生和李银河女士。（叶檀似乎暂时退出了，何清涟有巨大的受害人情结，一时半刻未必清醒）。如果指责这几个人是极左，他们是不承认的。但是仅以李小平和李银河的"中国只适宜有三亿人，因此政治强制计划生育要直到中国剩下三亿人"，就不仅仅是"观点不同"，而是"个体生存原则的冲突"。当计划生育仍然作为现行暴政时，用任何方式处决此两李姓男女，都必定符合中华民族人权自卫的正义。
ps1：计划生育命题，很典型地说明了，什么是可以争论的观点，什么是不可争论的原则；不可争论的被侵犯后再被争论，只是如何Kill入侵者的问题；
从胡释之，胡星斗和薛兆丰等仍然年轻兴盛，缺只是咬文嚼字的书呆子的身上，可以看到张五常年轻时的影子。今天白发苍苍的张五常，连篇累牍地传道着"外部性理论"的错误，观点当然是与笔者针对理论和"外部性责任"的观点相同的，但笔者对老张的理解，他是在为自已的错误观点辩护。真实的含义就是："（人民币低估）的出口商不应对因此而造成的社会成本负责"（正确），——>但是政府操纵外汇管制、出口导向、低估人民币汇率，则要对中国的纳税人负责。这不是"外部性责任"，而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契约责任。

联系张五常所称的"县级政府上市（意味着政府对股东负责，不对本县纳税人负责）""中国县级割据的政治竞争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明朝以来就是如此），就不难明白，张五常所指责的外部性理论，是本来就不需指责的错误，（科学不是理论），但是归根到底，是想说明，他张五常当初不是不知道，政府垄断下的自利，对于平民百姓是什么后果；只不过，张五常认为，平民百姓的灾难，只是政府垄断的"外部性责任"，企业（如出口）不必负额外的社会责任（正确），那么政府当然也不需要为外部性责任所困扰。

这就是马尔萨斯主义！当孟加拉大饥荒，几千万孟加拉人的白骨铺满了印度原野时，英国总督讲的，就是这样的一番话。

错误在那里？张五常（可能是无意）偷换的概念在那里？就在"默认权益归属个体"，而不是"默认权益归于政府"。政府是一个契约责任体，不是具有私有利益的个体。当政府变成一个食利集团自利的"私有个体"时，就成了中世纪封建割据的世袭特权。张五常是用外部性理论之错误，否定了政府本应是公共契约责任的义务的概念。张五常的错误是独创的吗？这是高估了香港人的学术水平。张五常只不过是把英国中世纪的专制制度，体现在香港殖民地的寡头割据，包装成"先进的经济学理论"，以为是对中华帝国的贡献；而已！
ps2:笔者对上述先生女士们，没有偏见；随时接受他们的认错，道歉；该标准也适用于任何其他"个体主义原则冲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