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没有被告人利益，公诉人是唯一真实的原告，也是审判官

抹杀个体利益后，"恶法亦法"与"法家暴政"等意；
公有制社会没有被告人利益，公诉人是唯一真实的原告，也是审判官；
"恶法亦法"在法治中的只存在于私法之中，必须有"受害人举证"的原告利益；
"恶法"是实在法，原告依实在法举证，司法方必须依法受理；

如果不是从"默认权益归于个体"的个人主义原则出发，将无法区分资本主义法治中的"恶法亦是法"与东方帝国传统的"法家暴政""总有一条法治死你"之间的区别。事实上，如果是用哲学抹杀对象角色利益的主谓宾，仅仅从"道德意义对与错，黑与白"来争辩的话，两道命题只不过是语句差别的同义反复。后者正是公有制的"默认权益归于官府"的法家暴政的司法背景。在这种背景之中，无论是公法还是私法，无论是否有表面上的民法原告，真正的起诉人只能是公诉人；就算是民告，公诉人也会以道德判官的身份接过起诉权。
ps:以后用"资本主义"代替"西方"，以免因为欧洲文化的愚昧，而被马恩毛左派的细节理性主义混淆是非；

因此在公有制的司法环境之中，不存在对象角色的主谓宾，永远只有"以官审民"的居高临下。这种居高临下的"管理社会"的政治意识，正是举国体制的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在细微如司法领域上的具体表现。当这样一种体制，以上千年的科举培训和洗脑，称之为教育！从中选拨中自以为"自已奋斗，所以高人一等"的科举精英，赋予令贱民羡慕的地位的特供时，也就在所有还认字的国人之中，让这些每天生活在最底层，利益天天被审判着的人科动物，都能够长着极其发达的哲学大脑！公诉人大脑！收税人大脑！统治者的大脑！

当利益角色的主谓宾，已经被公有制的信仰抹煞时，这些被称为"林语堂动物"的人形生物，他们发达的哲学大脑，总能用博大精神的哲学，让他们在幻觉中，感受到他们是在审判着他人的所有利益，他们的毕生奋斗，也只是为了审判他人的利益！生杀予取！严刑峻法！唯我一言决断！爽啊！但是如果不是从公有制的前提出发，如果仍然回复到最起码的司法制度（常称法制）所需的（原告 vs 被告 vs 仲裁（司法）方）利益的博弈，（这不就是最起码的三权分立吗？），那么就将发现，恶法亦是法，从来不是公法公诉司审的提法。

恶法亦法并不是英国法学家约翰.奥斯汀首创，最早的提法是罗马法学家盖乌斯的《法学阶梯》之中，（谁先谁后不重要），但由奥斯汀作了更全面的阐释。无论是在罗马法还是在英国法之中，恶法亦是法所指的，都是民法，私法；必须存在受害人举证的原告人利益，原告不允许是公诉人。尽管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的英国，都不能称得上是民主的法治，但即便是在那样原始的法治中，也可以与东方传统的法家暴政清晰地区分开来。法家暴政中"恶法治死吴英，治死佛山小夫妻""赵高的严刑峻法"……等等，都是公诉人作为原告而成案。

在资本主义性质的法治之中，——>罗马帝国和中世纪英国，都有资本主义的萌芽，——>"恶法亦是法"是指民法的原告，根据实在法中"恶法"——>看明白了，虽是恶法，但却是实在法，同时还要有原告！满足了这三个条件，司法方就不能因为自以为是恶法，而放弃司审，只要原告举证充分，虽然是恶法，也必须照法执行。否则将是对司审人员本身违法行为的行政法起诉，而且必定是公诉，该抓则抓，该杀则杀！这就是恶法亦是法的全部意思。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则是把恶法亦法，按汉语近义理解成"严刑峻法"的严打法。

从法家起源地的春秋晋国到秦汉，再结合罗马共和国类似于吴起战场执法的传说，如某执政官处死擅自与敌格斗取胜的儿子（类似吴起杀了一主动杀敌的勇士），可以理解在公有制文化传统下，中国文人实际上是把"恶法亦是法"，理解成类似于晋秦汉魏这些法家军事条令中的"令行禁止"。这种军事法条令，属公法范筹，没有民事原告。把军事条令的军事法，用到社会经济生活中帮助国家垄断，本身就意味着司法成本和管制的滥用和泛滥；也反映出中国文人的传统信仰，指望经济生活象军队order般令行禁止！这就是举国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