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特供的紧缩必定引发毛左特权阶级铤而走险

反腐败"节流"将令毛左特权阶级"闹革命"；
反腐败目的为了苏杭现象利益链的"节流"；
对特供的紧缩必定引发毛左特权阶级铤而走险；
里根主义式的改革"远水不救近火"；

在公有制帝国不可避免的苏杭现象下，如果不能彻底颠覆苏杭现象所因恃的公有制，可以试行的政策出路和社会结果是收敛的，逻辑推演也不复杂。因此笔者几乎可以枚举出所有潜在的政策及其相应的后果和过程，作为先验的社会学结论，也不会缺乏从历史中找到充分的经验案例，而且与道德、信仰、哲学，丝毫无涉。反腐败似乎是一个简单的"共识"概念，实际上却是一锅不知所云的大杂烩。传统公有制的道德文化，用万能的辩证法，掩盖了不同利益阶层在"反腐败"共识下迥异悬殊，为同归于尽的"大革命"添枝加叶！

对于民粹来说，"反腐败"的目的就是多花了点钱；但对于政治权力中心来说，反腐败的作用根本目的是"节流"，目的是节省一点被腐败掉的税收，以便在特供利益的边际再尽量延长一点点，所谓"减少（特供）的贫富差距"，但是更大的可能性，则是希望，至少在不收缩苏杭现象的特供链的远端覆盖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赤字，从而令苏杭现象的特供制度，具备更大的可延续性。从公有制"（政府）生产创造价值"的信仰上看，这是很保守的政治愿望；但在实体经济学的预期下，就仍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正如对文强暴露出来的贪官财富数量级的估计，反腐败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得到民众认同的"政治蜜月的红利"，但真正能够节省出来的财富是非常小的；而且没有根据认为，反腐败可以提高公有制行政体制的效益/效率；（实体经济预期是相反）；而且公有制主要的腐败不是中小层的"大贪官"，而是中下层毛左人民群众自以为法不责众的"小小特权"的总和！典型的体现就是诸国有垄断部门的"利益集团"和"部门（刑事）立法"；更何况公有制体制最大的损失，也不是贪污腐败，而是举国体制盲目性的巨大浪费。

改革的压力来自于"赤字缺口"，条件反射式的节流，将孕育"反腐败"的想当然。反腐败无疑是朝野共识，但"反腐败终归无效"就未必有多大共识。但无论对于反腐败无效是否有共识，同样的赤字缺口的压力下，"开源"必定是与节流共生的孪生子。国进民退先于腐败，早就成为先行的政策，本身也说明中央权力也有着对苏杭现象特供链的眷恋。道理不复杂：苏杭现象的特供链之所以是公有制帝国的政治经济模式，既因为"收税"只能向"强者"倾斜，也因为帝国权力的合法性，取决于特供链覆盖所收买的忠心，有奶才是娘。

财政上限制支出，必然的后果将与反腐败的初衷背道而驰，直接导致权力中心执政合法性的下降。二月河的通俗小说《雍正皇帝》，和今天雍正在野史中的负面形象，反映的不是民间和基层干部群众，对于反腐败不拥护，而是对于"紧缩特供链"的中央政策，更为痛恨入心。当苏杭现象的特供链不得不面临改革时，必定已经不仅仅是税收过高，而且必定是是赤字（历史欠债和继续增加的欠债）已经无以为继，因此紧缩必定是数量级的。火药桶之所以能够成为火药桶，就因为紧缩将导致至少一半以上特供的消失。
ps1:《雍正皇帝》是好书，真实再现了财政政策"放而乱，收则死"的中国特色；便于读者理解苏杭现象的特供链；

放松监管和减税的资本主义化措施，肯定能带动经济恢复；但健康税基的增长，但所需要的时间，必定远远长于火药桶在眼前爆炸的引线。此所谓远水不救近火。类似雍正式的改革，没有当场给火药炸死，已经是奇迹，能够让"后人乘凉"已经是很美满的结局。更何况当前的减税，将是直接减少当前已经紧缺中的财政赤字。因此象乌有之乡的卢麒元，可以一面说"中国税收过重"，一面却说"不能减税"，一面喊"严厉监管市场"，——>这正是明朝和薄熙来曾经走来的路。众所周知，明朝陷入了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直至亡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