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清的党员干部的双规

道德治国是对法家暴政的合理化改革；
宋明清的党员干部的司法豁免权和"双规，诏狱"；
为什么曹操要烧通敌信？为什么雍正要杀弟？杀任伯安？

默认权益归于官（府）是对社会执行法家暴政的组织必要。科举的选拨，似乎让这种制度上的不公平，显得有点"人人都有机会（或上或落）"的公平感。但却无法否认公有制帝国将在短缺原理的压力下窒息的客观事实。 当"公平与不公平"，对于客观的社会症结的解决，完全是无效时，此必定是假公平，或者是完全不重要的支节。此时不妨回味，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尊重了，克服短缺原理所必须的"默认权益归于个体"的价值观，公平和效率得到了完全的统一，公平就是效率，有效率的同时也是公平的，将是多么巨大的优越性。

道德治国则是公有制帝国的合理化改革。对于全凭自律的伟大领袖而言，用"外表上信神，信孔儒"的道德自律，换取臣民按照"神授，孔儒教导的感恩的效忠"的执政合法性，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可以接受双赢的交易。对于执行领袖意志的领导来说，既然不可能对社会付之急猛的法家暴政，以免社会经济象秦朝，明太祖和毛太祖时一样迅速崩溃；那么最好是把法家暴政当成核武器，用得越少，精神威慑越大；对刁民罚得越重，贱民感受到的"犯罪成本越高"；道德教化越多，贱民掏钱求干部通融就越乖巧，再附加反腐败，接近完美。

正是现实政治中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的限制，拉动经济增长的维稳需要，公有制帝国政治史中，军事化的法家暴政，总是一点点变成善男信女俯首磕头的信仰社会。所谓"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从大革命到道德治国"的传统进步，不但是每一个王朝本身的政策变迁，也是任何帝国型民族，几千年历史的脉络。因为举国体制需要法家暴政，因为法家暴政需要"默认权益归于官（府）"，因此必须对小民，一边是政治教育的道德教化，一边是严刑峻法的借汝头来；一面是对党员干部"刑不上大夫"的网开一面。
ps:是否注意到，"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低，不能搞民主"，其实就是道德治国中的"道德教化论"？

今天的党员干部，实际上拥有豁免一般刑责的司法豁免权。同样的罪名，凡民加七分（实际上是没有豁免之故）凡官减七分。王立军的罪行如果撂在平民身上，枪毙一百次都算轻判，更别说是薄熙来了。类似的安排，在《大明（清）律》中就不是潜规则，而是法定的不同待遇。按照大明律，官员是不被起诉的，凡民告官均属有罪，并视为诬告；官员和举人代民告状，也同样有罪，官员贬职，举人革除功名。如同苏联模式中的干部，特别是枢密院干部，明朝官员只允许在朝廷内部，作东林作派道德攻伐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但是另一方面，无论是"双规"还是"中国式看守所"，都不是小民百姓可以享受的待遇，其实质相当于明朝锦衣卫（相当于国安部）的"诏狱"和东西厂（内务部，专门安排太监就业）。"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待罪行"的含义，必定是不惜屈打成招。如果放在民主法治下"默认权益归于被告"（被双规的，连被告都不算！），显然就是冤案；但如果是放在公有制传统的法家暴政下，公有制就适于君主制，"雷霆雨露，皆是君恩"，为人臣工者，也没有可抱怨的。官员不受法律检控的同时，也不受法律保护，貌似某种公平。

因此王立军同志"立功表现，同时放弃功名"而获得轻判；也有了薄熙来同志拒绝类似交易的谣传。此种政治交易与资本主义的司法交易，认罪换取轻判，形似而神不似。类似明朝式的"党内（民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自然不可能公开审判，而且会变成朋党相援的的帮派争斗，马恩毛帝国称之为"路线斗争"。如果公开审判，薄熙来同时可以轻易把犯罪，扯到党内路线的斗争，被下狱说成是被奸党陷害。按明清政治经验，此种情况适宜秘密审判后直接处决，以免在官员内部兴起大狱，类似于曹操烧"通敌信"，让一些人睡得着觉。
ps:以上举例，可以参考二月河《雍正皇帝》中，关于任伯安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