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不但没有法治，事实上也没有法制

法治仅与"默认权益归属个体"有关；
明朝"有法"的法家暴政之治，是法治的退步；
儒教称"法治不如人治"，指"法家暴政之治"；
明清官员有司法豁免权，由内部"文革党争"取而代之；

从"默认权益归于个体"的法治标准，去衡量《大明（清）律（例）》，秦朝商鞅的苛政，斯大林的肃反，当然还有希特勒的改革政迹，就会发现这几种中国文人观念中的所谓"法治"，其实都是法家暴政之治，与资本主义的民主法治，什么关系也没有，反倒是百分之百的封建的法西斯专制。这起码是最简单的常识课：所谓法治，与是否有一部琳琅满目的"总有一条法治死你"的法典无关，更与"严刑峻法"无关，同样与形式上是否有一个法庭法官甚至陪审团，都无关，而是与默认权益归于个体（包括法治成本）有关。

如果从条目上，与天朝甚至与香港（一般承袭中世纪英国的专制制度）的条目，《大明（清）律（例）》在形式上甚至还有仿佛是英美法系的"援例法"，此即"大明""大清""律（之）例"的出处。因为明清法典条文上太含糊，法官大人几乎都是半道出家的八股文专家！笔者看得头大的大明律之诰文之类，明清的法官大人也必定是头疼之极，所以明清的法典都是以一个个判例小故事，方便法盲大人理解，由皇帝钦定照例审案。显然，此与海洋法系的援例，以作修正（放弃）恶法的超越法性质，形似而神不似，相当于今天讲例。

明清朝有《大明（清）律（例）》，但比起前代如宋朝，法治水平甚至倒退了。宋朝至少没有民不准告官之说。因为明清的法典，实际上既没有平息民怨，也不是八股文专家所精通，而是师爷胥吏（世袭的小公务员）所精通。因此明清的文官集团，一直强烈反对"法治"，强调（儒家的）人治要胜于法治。这大概是有道理的，至少符合"公有制社会适宜人治"的社会学原理，而且他们所指的法治，是指对《大明（清）律（例）》抠文掐句，因为业务不专，反而让吏治陷入胥吏掌握话语权的尴尬境地。

明清不但没有法治，事实上也没有法制。明朝的司法与民政混为一谈，而且仅限于民与民之间的官司，剥夺了对官的任何起诉的可能。不但以民告官是有罪的，官代民告状也是有罪的。举人作为状师，只能代民起草状纸，然后作为"民意翻译"，由民去告官，才能免于自身刑责。因此举人作为状师，不但要打点官府门路，但更多的工作，是向恰当的政府官员哭丧求冤，"政府为什么不管"，而不是起诉政府的某位官员。明清朝之不准告官，与今天党员干部违法也是网开一面，把双开当成"刑罚或代刑"，早就是公认的潜规则。

官员不可以被起诉，并不等于明清官员可以随意违法乱纪，理论上仍然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是等级制度再加一条"刑（讯，罚）不上大夫（官）"，就把司审之权集中到都察院，大理寺和皇帝的司裁之下。明清朝庞大的反腐败编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把官员的违法、丑闻、腐败、道德堕落和个人缺点一把抓，用弹劾和自辩（劾）代替了司法刑辩；用官员之间朋党相援的口水仗，——>此种风气，今天可以广泛见于任何一个东方文化的论坛和圈子——>代替法庭的讯辩和陪审团的争论，——>中国没有陪审团！

明清文官集团之间用弹劾和自辩（劾）和朋党相援，就相当于文革时毛帝号召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此派彼派的大字报彼此攻讦。全国几万个文官之间，通过吏部抄转的奏章（包括弹劾和自劾）、官办报纸（送至各级衙门的邸报）的彼此攻讦，最后在廷议朝决中定罪和刑罚，不准上诉！这种审判方式，在明朝议死熊廷弼和袁崇焕的案子中，与文革中议死叛徒内奸工贼的程序一模一样。互联网普及以来，在各级论坛和圈子里发生的口水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帮助今天的大小老爷们，理解文革大鸣大放的和明清吏治的"高度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