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恶法立法排山倒海，恶性循环

资本主义立法谨慎，减少恶法的产出；
资本主义"默认权益归于个体"一点点清除历史积累的恶法
社会主义"力排众议"，恶法立法如排山倒海，恶性循环；
"恶法总是大多数"让特许权Charter成为政府收入/隐性税收；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社会的立法非常缓慢，一条法令的立与废，动辄几十年的推动。相反，公有制帝国的领导，一旦力排众议，立法速度非常快。资本主义社会的立法谨慎，彼此利益的充分表述，估计可以降低恶法的比例，但不可能杜绝恶法的产生。假定恶法都占一定比例，（如前述，资本主义的恶法比例要低一点，但不重要），那么公有制社会积累的恶法，"法制建设的成果"，必定是极为浩荡。而事实上，由于任何国家的法律体系，都是承接前代，因此法律的基本框架，必定是承接公有制传统的习惯法，即有大量恶法。

因此资本主义的立法谨慎，充其量只是"减少了恶法的产生"，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避免如此众多的恶法危害社会？可以预期，当恶法达到一定数量时，就必定可以达到"总有一条法治死你"的完善程度，如果按照"法律禁止的就不能做"——>这是一般人对法治社会的理解——>将意味着，普通人除非特点特许权Charter，否则什么事也不能做。这样，客观现实就完成了对法治社会和人治社会的偷换：人治社会之所以"没有特许就不能做"，原因不是没有"法律"，而是法律多得"总能治死你"，因此必须寻求特许权的赦免。

法家传统深厚的社会，包括中国也包括英国，民众一般都已经习惯了"未经政府许可就什么也不能做"。因此在这些法盲地区普及法治常识时，最常用的简单比喻就是，"法治社会是法律不禁止的就可以做，人治社会是法律许可的才可以做"，大体上是接近正确的。但是如果将这种普及性的解义绝对化，就会发现，美国社会中的法律，也是多得让你什么事也不能做。因为，英国一千年的法制建设，并没有在独立战争中被美国推翻，恶法是多数，仍然是美国法律环境的特色。这些历史的恶法，是今天通往奴役之路的温床。

如果资本主义是按照"总有一条法治死你"，那么美国就会变成一个善男信女唯唯诺诺的愚昧社会，资本主义经济也发展不起来了。法家暴政由于限制了每一个体权利，自主替换低效品种的自由，从而限制了社会克制短缺的能力。因此恶法完善的时侯，如果严格执法的话，也就是社会濒临灭亡的时侯。无论是否被标识会资本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如果要避免灭亡，都必须在恶法完善的时侯找到生存的出路。在东方帝国，就出现了孔儒自秦朝灭亡以后开始汲取的教训："法治不如人治"或称"中庸之道"，但并非完全否定法家暴政。

中国文化在统治术上的历史，就是儒教国学和法家暴政，彼此依赖又彼此否定的历史。汉朝先是尊奉黄老无为而治（刘邦，文景，窦太后临朝），然后是汉武帝先行独尊儒术，然后是重新执起法家暴政的大棒，其间的反复，表现出来的政治处境，就是今天人们熟悉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汉朝自然而然，就走到了孔儒"三纲五常，上下守礼"的道德教育上，独尊儒术了。人治的含义，就是说"法家暴政不能没有（不然会乱），但也不能事事认真（失于急猛），没出事就睁眼闭眼，道德上说得过去就行了"，人治开了一丝气门。

资本主义的办法就是按"默认权益归于个体"的，主要是海洋法系的一揽子司法原则。请忘记所有主流法学之"大陆法系的成文法"与"海洋法系的不成文法"的划分，那是忽悠人的。因为英美海洋法系也有大量的成文法，欧洲大陆的成文法，则以恶法为主体。恶法总是大多数，牢记这一点。美英的法治体系，默认权益归于个体，排除了公诉权的泛滥；疑罪从无，疑证从无，维护了个体的自由；受害人举证，限制了利用"恶法也是法"的诉讼泛滥；援例法，就以法例超越的方式，一条条地在现实司法中，废除了习惯法中的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