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律》对小百姓“逼人自杀罪”的严刑峻法

韩国实名制中《大明律》对崔真实自杀案的判例；
《大明律》对小百姓"逼人自杀罪"的严刑峻法；
默认权益归于个体中，何为"谣言""造谣"；

崔真实小姐卖淫的事实被匿名男的谣言将其曝光后自杀！是韩国推动既定的实名制"立法"的宣传烟幕。今天已经被韩国废弃的实名制，是天朝政策能够接轨的唯一国际惯例。此外，帝国礼部能够拿得出手的国际惯例，就是西方部分私营网站要求会员注册的实名制了，类似于"百合网"之类的民办网站的内定政策。如果是从私有制"默认权益归于个体"的话，只要法医认定崔真实小姐之死是"自已找死"（权益已经归于崔小姐），则无论匿名男之谣言是否属实，也无论匿名男到底是谁，都与崔小姐的死无关（权益归于匿名男）。

但是如果按照《大明律例》的法治案例，此案就相当于"匿名男逼使崔小姐自杀"的人命案，依律匿名男可能被赐自尽，替崔小姐偿命。显然此法的精神就是公有制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主义，向弱者倾斜，任何言论要对他人的理解负责；如果你大喊一声，有人因此跳楼，人家就是弱者，你就是逼人自杀，阁下就要自已上吊，——>中国人习惯缄默，难道不是给驯养出来的吗？类似的法学正义也广泛见诸毛帝时期的革命样板戏之中。象黄世仁大年三年催帐令杨白劳自杀，就暗指黄世仁逼人自杀之不仁不义，至于杨白劳怎么负债就不提了。

不过逼人自杀的罪例，显然是针对平民百姓的严刑峻法，对于大智大勇的将相就是豁免的。同样是明朝举人罗贯中先生的《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气死王朗，激死周瑜，（假如忽略战争环境），就被作为孔明的谋略，属于明律中的逼人自杀。战争不战争是其次，如果是不良道德，罗贯中先生也犯不着利用战争的借口，抹黑诸葛亮。同理，如果有一个官，打了庶民的屁股，此民羞愧自杀，如果不考虑官民两级的话，此官也是逼人自杀，但官民等级有别，如果不是说此官是孔明式的气死坏人，就是此民愚不可及，因为屁股挨打而自杀也。

如果是从《大明律》的逼人自杀的法学精神出发，匿名男用真相逼得崔真实小姐自杀，所谓"人言可畏"（崔遗言），确实是人命关天的"罪大将极"，偏偏因为是匿名男！"凶手得遁"，逻辑结论自然是必须实名制了。当其时甚嚣尘上，却极少有韩国人象笔者这样注意到，不要说匿名男讲的是实事，（估计是崔嫖客中的一位），就算此男实名，怀疑他是造谣导致崔真实自杀，但试问"什么是谣言"？此男难道不能"误以为崔真实卖淫，而实说之"？如果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实，真实小姐因为谣言自杀，怪谁？怪谣言，还是怪自已？

此处就涉及到天朝实名制的强烈理由：防止匿名造谣！显见的事实当然是，不是匿名才能造谣，实名造谣更有可信性，象CCTV某实名男，造谣方姓女主持人是美国间谍（奇怪，电视主持人有什么情报价值？）；而当匿名者的谣言真的导致骚动时，多半因为公众预期它是真事，如薄落网时的"军车进城"期间有蛋蛋飞！作为公共安全的备案，紧急时节阻止某些恐慌信息的扩展，而不是拘泥于"必须一切透明"，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实名为了"防造谣"，唯一解释得通的就是秋后算帐：看你还敢胡说八道！唯一后果就是证实谣传属实

问题的关键仍然是"默认权益"到底是否归属于个体？如果默认权益是归于政府/执政党/皇室/国家/公益/社会利益……，那么因为涉嫌造谣而冤杀无辜，就无所谓冤枉不冤枉的，因为默认权益归于公益，至少被杀者是用自已的头颅，为国家利益作出了贡献：立此存照，造谣者死！同样是《三国演义》之中，私下令派粮官王垕用小斗应急的曹丞相，就借此王副官的头颅，成功完成了一次反腐败；在定军山战役中，杨修同志就为曹丞相眼中的谣言，为国家利益献出了生命。如果默认权益归于个体，则"谣言"是不存在的，更无所谓造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