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民主，就是党内民主，精英政治之意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城邦政治的公有制前提；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民主，就是党内民主，精英政治之意；
亚里士多德认为"民主是最坏的制度"是公有制政治的逻辑结果；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把诸城邦（相当于政党）的政制，分成民主，寡头和王政（包括僭主）；是人类文明史的首创，其价值和意义，较之他的《逻辑》《形而上学》《自然哲学》以及东方孔儒和西方基督教的经典，都要重要得多。14世纪以后基督教基本上是应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对神学重新梳理一遍。（托马斯.阿奎那）。但是正如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只是对现代科学的个人直觉的启蒙；《政治学》也只是对人类社会学政治领域的启蒙，而不是权威著作。这是习惯引经据典，作哲学引申的哲学家们，经常无知的常识。

首先要明确一个常识，城邦本身不是国家，但有可能是国家的政治核心。城邦实际上是一个经济上尽可能自给（类似国企）的政治组织，常常等价于一支军队。一个城邦，更接近是驻留该地的一个军阀山大王，而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国家。因此斯巴达的拉西第梦人，非常坦然地把（来自伯罗奔尼撒诸邦）的庇奥阿西人拒绝在公民大会以外，雅典也把同性质的（主要来自爱奥尼亚的希腊人）称为"外邦人"拒绝在本地户籍以外；斯巴达也非常坦然地奴役被征服的美塞尼亚人，视之为奴隶（也意味着对其庇护），但并不视之为国民。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所谓民主，就是党内民主，精英政治的意思，其潜台词就是有体制外的税源（如美塞尼亚和希洛人向斯巴达体制提供的收入）支撑党内体制最基本的运作。所谓中国不能废除国企，实际含义就是，拉西第梦人都是不能干活的，需要依靠政治性收入食利。亚里士多德所称的民主是最坏的形式，并不是指"默认权益归于个体"的国民主权原理（现代资本主义）的民主，而是指雅典和明朝式朋党的民粹民主；寡头是王政的初始阶段，是对体制外税源取之有度（即向弱者倾斜），并扩大政治基础直到极权的过程。

由于在当时，奴隶制被视为天然的合理制度，意味着对"体制外税源"的掠夺被认为是任何体制维持的基本条件，信仰与今天中国党食利集团，拒绝废黜国企特权，大约可归属同一历史水平；其次，也否定了"默认权益归于个体"（否则，自然否定奴隶制），将沦为奴隶的现实作国奴隶堕落的原因，如"一个自由人沦为奴隶，宙斯就夺去他一半的美德"，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在当时条件下不能把民主扩展到自然人"默认权益归于个体"，这样只要尊重自已的逻辑学，亚里士多德就将有寡头和王政的结论。

亚里士多德在民主的雅典的学术研究，能够得出"民主是最坏"的结论，说明亚里士多德是一个中肯的学者，没有为自已的社会学预设结论，仅此而言，就已经超过了东西方的绝大部分现代社会学学者。因为在公有制前提下，民主确实是最坏的政治制度。把雅典作为民主的标准，常常忽略了，雅典的民主仅仅是其四万名公民之中的民主，其作用又仅仅是让雅典的扩充了军队，增加了军队内部的凝聚力，但错误地运用民主制度，甚至在军事领域也导致了雅典的灾难（西西里）。雅典城内大约20万外邦人，并不拥有雅典户籍内的民主。
ps:作为对照，拉西第梦人只有1000人左右，相当于外邦人的庇奥阿西人约5-10万；

雅典的确把少数公民权，授予部分与雅典关系密切的城市的市民，如普拉提亚；或部分亲密盟友的上层市民，如列斯堡；但是雅典对于其治下的外邦人行使的是斯巴达式的居高临下（当然了），雅典的外邦人相当于斯巴达的庇奥阿西人。雅典的外邦人热衷于加入雅典的军队，庇奥阿西人也乐于为斯巴达服役；但两者都不享有雅典（或斯巴达）的户籍内的公民福利。雅典同时控制着提洛同盟，后者需要向雅典缴纳赋税。因此雅典公民的民主，实际上是在其控制领域（雅典帝国）内的，扩大了体制后的寡头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