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制充分体现了多数人暴政的深度

欧洲中世纪和印度种姓社都没有明朝式的朋党政治
明朝式体制不能被革命或改革，是对"中央集权自我完善"的否定；
"权益归于个体"是朋党政治的克星，无论是否默认；
没有"默认"的"权益归于个体"将构成马尔萨斯主义；

欧洲中世纪的罗马教廷的神教内部政治，类似于明朝体制。无论是罗马教廷之于世俗国王政权，还是教皇在罗马教廷之中的地位，都类似于明朝皇帝的"虚君"的地位。罗马教廷的神学（道德）参议资格，局限于有执照的神父以上职称；同样地也有在任和离休的枢密主教（相当于常委），教皇（总书记）为核心组成的基督教内朋党。基督教党内的党同伐异，也同样会出现约翰.胡斯，布鲁诺，圣殿骑士团等等，在骂驾失败后被烧死的案例；后者同样是朋党政治扣帽子的后果。但是教廷不象明朝一样总揽权力，后果也没明朝严重。

印度传统上的种姓社会，由于没有一个总揽大权的政府，或者这样一个权力无边的政府，如莫卧儿和英印政府，并不管印度教村社的内部事务，因此在印度独立以前，并没有东方帝国式的朋党政治。印度村社内部，种姓是严格的职业和利益的分割，以配合印度季风农业的精细分工，如同欧洲中世纪的长子继承权一样，同样是"利益归于个体（种族层次）"，种姓内部则是家族政治，类似于东方中国的宗社制度，因此虽然同为文明古国，但是印度就没有出现中国朝代的朋党政治，但从尼赫鲁开始，印度朋党政治甚至比今天中国更剧烈。

明朝式的体制，因为充分体现了多数人暴政的深度，不可能被改革或革命所根本改变。任何改革都变成对体制的挽救，任何革命都只是体制本身的升级。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把这种"极权"的升级，称之为进步；显然充分参考了〈1984〉〈动物庄园〉〈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黑客帝国》，则通过电影的途径，向观念提出了"极权帝国不可能通过革命摆脱地狱"的观点。"不能改革，也不能革命"其实是对"中央集权自我完善"的可能性的彻底否定。但是在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洗残的信徒大脑里，就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没有出路"。

由于明朝式体制的朋党政治，建立在"默认权益归公"的公有制价值观的基础上，因此"权益归于个体"（注意，未强调"默认"）就必定是对明朝和文革式朋党政治体制的终结。套用佛谒禅机的常用语法来说，就是"争（革命）为不争，不争为争（终结）"。"权益归于个体"确实是"私有"，但却不是人权私有的私有制，原因就在于没有强调"默认"。特别强调欧洲中世纪为代表的马尔萨斯主义，就因为一旦"默认权益归于个体"被偷换为"权益归于（贵族）个体"时，就成了马尔萨斯主义，即基督教指责的达尔文主义。

明朝式体制的危险，并不仅仅在于，既不能被改革，也不能被革命；更在于其不可避免的改革意图，将因为不可避免的民粹和特殊利益集团的血酬要挟，而走进了"权益归于个体"，即特权私有化的长子继承权，演变成冷酷的马尔萨斯－达尔文主义。则于明朝式体制是多数人暴政/专制的本质，因此达尔文主义可以视为对愚民血酬革命理想的惩罚。如毛左是鼓噪文革复辟最起劲的，但是文革一旦复辟，毛左将必然被牺牲；民粹是鼓噪"废除户籍制度"最起劲的，但是最不可能得到国家特供福利的群体。

但是正如马尔萨斯的理论，欧洲中世纪的历史，英国统治印度的几次大饥荒，以及天朝计划生育的现实显示，一旦明朝社会的改革，拒绝"默认权益归于个体"，走进了马尔萨斯－达尔文主义的陷阱，受到惩罚的就不仅仅是愚民，尽管愚民总是多数人暴政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最惨烈的买单者。另一方面，愚民公害（民粹）要求的是免费的午餐，同时也反对如达尔文主义这样的"特权私有化"，因此个体主义者在该环节上可以提醒民粹阻止马尔萨斯主义（如张五常），也可用马尔萨斯主义者提醒愚民公害，对个体利益之默认权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