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要简单易懂，不能博大精深

简单的宪法不能博大精深；
基督教不是地球社会的“不成文宪法”；
任何信仰都不是地球世界的普世“不成文宪法”；

 

宪法之所以要简单，也是为了能获得尽可能多的人的维护。连文盲也懂得“对耶，宪法就是这样D”，宪法就成功了。但是如果宪法的背后还有一大串的“博大精深”的哲学把关，那么就连学富五车的老朽，大概也只能在博大精深的面前退避三舍，“咱们的宪法到底想说啥子ing?我（们）的利益在那里耶？”。这宪法，也就不再是宪法了。

因此宪法之所以被尊重为宪法，至少不要用偷换概念的方式，或者哲学啊辩证法之类，将本来尽可能简单的“宪法”，又尽可能地复杂化起来，变成了“博大精深”！复杂化的东西，肯定就不再是他人能够接受的宪法。所以对于一些哲学爱好者来说，不管是否愿意接受宪法作为国家法治的根本大法，至少在别人手里护法的枪炮，比自已手里的家伙火爆的时侯，要学会“简单化地阐述自已的宪法解释”。

对于实在不能理解的内容，与其另外找一部秘笈哲学，将自已鼓捣得博大精深；还不如老老实实承认，“我不明白那几条”，——>也意味着不对那几条负责。举例说，笔者非常拥护咱天朝皇宪的宪法，至少这部宪法没有让黑律师就胆敢辩护罪再坐上第二秋。但笔者对于宪法之首的四条基本王法，真的没有办法人权法学的角度，按照“人权就是保护自已利益的神圣的个人权力”出发，得到合理的解释。

但如果将四条基本王法，当成是基督教国家“宪法的基础是圣经公德和教会的解释”的话，在逻辑上相当于是西方的圣经，伊斯兰的可兰经，在信仰帝国里的“宪法”位置。不同的历史时期，类似地还可能会变成毛选的N条语录，也可能变成今天堆在咱国宪法大教堂门前，被孔庆东老师称为祖宗的一堆古旧的花冈岩。总之如果要为宪法找一部“更根本的文化圣经”的话，五千年文化，不怕找不到糟粕。

基督教沙文主义的国际政策，最令异文化社会（即基督教眼中的异教徒）难以忍受的是，象马克思主义一样，自命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生产力的基督徒们，居然将西方民主精神在国际上的体现，当成了《圣经》是民主的不成文宪法；基督教社会的神学解释（多半就是人道主义），以“圣经最高法院”的姿态，充当了人类社会“不成文宪法”的宪法法院的角色。

先不要说在人权个体的价值观中，“你的正义不一定是我的正义”，“你的上帝不一是我的上帝”；就算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我们与拜上帝教持有字面上的同样道德立场，比如说厌恶卡扎菲及类似的斯大林政权；但是“你最关心的正义，未必是我关注的正义”，“你的正义方式，未必是我的正义方式”，至少也是每一个异基督教信仰者的天赋权力。

基督教沙文主义者，鼓动西方对后进国家的“民主输出”，基本上是添乱的，制造内战灾难的，最后不得不用独裁手段擦屁股的。原因就在于，西方建筑在共同宪法基础上民主，在现代西方社会，至少就国内问题上，不至于导致内战级别的理解分歧，就象美国内战出现过的一样。但这种分歧，就必定出现在后进文化对西方宪法精神的不同理解上。

基督教沙文主义涉及国际社会，就成了西方国家依仗国力优势，在国际上“按基督教道德‘不成文宪法’驱策治理地球”，对后进国家的内政，则将“圣经作为不成文宪法”压倒人家的主权宪法。尽管四条基本王法之类是王八条款，但基督教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鼓吹公有制的无私伦理呢？“耶稣：一个大家庭如果分了（财产），就不再是家庭《马可福音》”，这是绝佳的（内战——>独裁）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