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20日星期二

忽视远洋成本是历史学界普遍错误

忽视远洋成本是历史学界普遍性错误;
任何远距离贸易商品,必须具有支付物流成本的价格空间;
物流成本大大延长了异地文明互动的时间周期;
Starvrianos《全球通史》,贡德弗兰克《白银帝国》和马克思主义,自然地不成立


长距离物流的运输成本高昂,可以起到关税壁垒的实际作用,是很多研究古代贸易的学者所忽视的。比较典型的有starvrianos的《全球通史》,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和麦迪逊的《世界千年经济史》。这些作者都是基于正确的信念(一般是反对欧洲中心论,正确的),断言了错误的历史哲学(观点),筛取了基本真实的,但通常是无关的的历史资料。一般指责的"选择性历史"就是指这种方法论。

Starvrianos的《全球通史》,其立论简单地说,就是断言欧洲不是现代文明的特选者(源出于《圣经》上帝的特选民族)(对的);断言现代文明是多源产生的(进化论看是错的),认为多地发生的异质发明是互动进步中渐渐融合的(正确),认为是工具的使用推动了生产力发展(错的),认为世界范围的文明互动和融合是推动各地文明基本同步发展的动力,即所谓"全球史观",——>这是错的!

原因就在于,尽管Starvianos的直觉"文明互动"尽管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由于物流条件的限制,东全球文明的互动周期长达上千年!因此在一般性的地区文明上而言,除了印度与周边文明的互动效应比较明显以外,各大文明之间都显示出相对封闭的发展,特别表现在东本业社会。而印度的互动也不是造成Starvrianos所断言的"统一",而是印度历史上的高度割裂

Starvriaons的《全球通史》之所以成为东方文化社会最广泛的官方教材,原因在于他的"反欧洲中心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工具生产力决定历史论)"和政治终将统一的观念符合东西方传统文化的帝国集权文化。但即使是中国,在大运河系统完成前,都没有能力完成整个帝国的中央集权的统一政治,整个世界的物流限制,更远非中国所能比拟。

贡德.费兰克的《白银资本》则是在正确地引入了错误的经济学理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决定需求"),同样是正确地认识到欧洲中心论的错误和更可贵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是文明社会与生俱来的生产关系;正确地统计了亚洲的中古海运能力超出了英帝国以前的荷兰和葡萄牙的数量级,也基本正确地统计了明代流入中国的白银,但是就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亚洲中古海运运能的累计数肯定大大超出文艺复兴后的亚洲航线的欧洲远洋运能;就象今天尼日利亚沿海的小舢板的总运能,必定超过中国西非尼日利亚航线的万吨轮的载量,但却不能说,亚洲中古比欧洲工业革命前的海运能力更发达。(凯恩斯-数学理性主义有时侯很搞笑)。而白银货币的供给与减少,也与欧洲与明朝的经济危机没有什么相干;即萧条的经济调整,并不是世界末日。

贡德.弗兰克的《白银帝国》只不过是在近代世界史上,引入了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再解释,五毛凯恩斯主义的全球史观而已,可以认为是<全球通史>的一个专题版。除了继承了全球史观的错误,又增添了凯恩斯主义的错误;同样是没有考虑到各文明社会政治变动的内部体制原因,和局限于仍然高昂的远洋成本的外界影响,对于这些社会的内政(如明朝)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其实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殖民-资本积累,犯的也是同样的错误。因为在高昂的远洋成本下,只有少量的生活必须品如香料或者奢侈品如香烟,才能经得起远洋运输;或者干脆就是运入黄金白银。所有这些输入,都只能造成欧洲社会内部的货币资本的重新分布,是强化了主持殖民的政府,而不是强化了资本家的投资能力。只有在忽略远洋成本的条件下,远洋殖民才有吸引力,否则连英国也失去了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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