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5日星期四

大部分英国老百姓,没有享受到工业革命前的进步

大部分英国老百姓,没有享受到工业革命前的进步
谷物法废除前,大部分英国人没有感受到生活改善;
少数感受好转的"民间产业资本家"成为仇富众矢多的

了解了宪章运动的成员背景,和对他们眼中的"邪恶"的激进手段,很自然地就与同期美国北方,针对南方奴隶制的激烈的妖魔化浪潮联系起来,约翰.布朗攻击无辜的南方平民,(没有蓄奴!遇难者还是孩子!),与宪章运动分子血腥地攻击采购农机的普通农户,何其相似?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美国南方黑奴的生活水平,总体上甚至比英国乡间的农业工人高!而两者同样地都没有政治权力。

宪章运动是否有一点进步?笔者很小心的搜罗见著于世的结果,答案是非常遗憾的:几乎没有!新劳工法和国民保险计划,可以算是跟宪章运动,勉强挂上钩的成绩。但实际上前者是宪章运动的敌人,技术工人组成的新模式工会,与顾主交涉的结果;后者则已经是1860年以后,在当时的新工会和自由党的主持下完成的,跟"下岗工人+农民工"的宪章运动,没啥关系。

否定宪章运动的进步意义,并不是否定宪章运动主体成员的恶劣处境。宪章运动时期的失业工人,破产的手工业作坊工人和行会下岗工人,还有流入城市没有工作的农民工,其生活水平的确是恶劣的。所依靠的济贫法又的确是具有户籍制度的特征,只能覆盖到本地失业人口。对于同属新教的失业人员,还比较容易被伦敦这样的教区接受,如果是天主教的,甚至是爱尔兰人,则济贫法根本就无济于事。

如果说19世纪初,除少数富起来的人以外,大部分穷人的环境更恶劣了是言过其实。不过客观地说,尽管英国已经是当时欧洲首强,但是大部分民众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明显改善,特别是城市失业者的环境,实际上是变差了,而且城市失业群体的数量,大大增加了。用今天东方帝国的话来说,就是"大部分英国老百姓,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或者说,货币收入的贫富差距拉大了

旧贵族无疑感到处境变差了。因为当其时只要有钱,谁都可以买土地做地主。靠实业起家的资产阶级暴发户,竟然与血统高贵的毛左特权贵族平起平坐,连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分子也看不怪,何况是一向居高临下的旧贵族呢?尽管有谷物法这样的向他们倾斜的法令,但贵族的高贵族,也只剩下祖传的勋衔。这些贵族都成了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爷们,道德高尚地全骂英国人"缺信仰了,道德滑坡啦"。

无法测定仍然依附于旧贵族的农民们,(当时已经改称农业工人了),是否感到生活水平下降了;但他们中的很多人,进入城市却失业了,带给社会和今天的历史的信息,则是中世纪怎么怎么美好的。这种抱怨甚至进入到马克思主义者,如恩格斯的书本里,怀念中世纪的农奴时代,农村生活是多么的富足美好。中世纪如同今天怀念的毛左年代,成了一个美好的正义的抽象符号,挺适合讲政治的历史教育

产业工人的生活处境是有明显改善的,否则农村的农民不会涌进城市找工做。不过在(济贫法+谷物法)的负担下,他们的工资所得,几乎都报销在食品消费上,大部分工人一年下来,攒不下进入新模式工会的几十个先令的会费。其净收入改善不大,相当于中世纪的庄头监工的现金收入水平。可以肯定的是,产业资本家足够比起殖民贵族和土地贵族,逊色了许多,但却是少数感到今天比昨天好的群体

尽管经济实力有了长足的成长,尽管产业资本家只不过是其中弱小的弱势群体,但是所有感到生活坏了,或者没有改善的群体,都把红眼病的怒火集中到其中活得更好的,实际上是大量破产后的幸存者的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即这些所谓的暴发户的道德滑坡上。只有少数人意识到,这种大多数人的困苦,是因为中世纪特权的残余——>如谷物法造成的。在这样一种民粹环境中,托利党的独裁并非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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