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和自由度的巨大进步，让特区越来越没有必要

经济特区政策成功的内因与外因的相互作用；
市场经济和自由度的巨大进步，让特区越来越没有必要；
欧洲资本主义革命过程中的"特区＝大宪章"与"特权＝宪章运动"；
法国大革命，公有制转型过程中不同类型"特权"的混淆和混乱；

成功的经济特区，实际上是在公有制背景下的局部的"资本主义自由化"，当然就成为耀眼的明星，如"深圳奇迹"。反之，如果在一个基本自由化的私有制背景中的特区，就是局部的"法西斯主义的专制"，典型如东方的薄氏重庆，美国的关塔那摩。如此特区如果成为政治专制的实验式，倒可能创造点红与黑的血淋淋的政绩，欠钱的大爷或许也是某种明星，至于说市场经济因此而增长，Forget It！

显而易见地，"设置特区"这种方式能否成功，并非取决于"局部，试验，慢慢来，大胆上……"，而是取决于"K＝特区市场自由度/全社会背景的市场自由度"的相关。假定这是一个量化的公式，那么当K大于１（即特区比社会更自由），就可以带动经济的增长；反之如果K小于１，特区如果不是奄奄一息，就必须象榆林的医改或者华西村那，牛逼廉洁地拉拢党官，让政府代表纳税人，大笔地向牛逼填银子！

自深圳特区以后再设置的特区，一个比一个效果差，一个比一个更花钱，原因就在于在"特区——>K值——>特权"之间，有一与社会市场经济程度相关的变量。如最近上海要求"国家给政策把上海变成世界金融中心"，"国际板"等等，就典型地不是特区的政策，而是上海政府向中央要挟的奴役全中国国民的特权Charter。相反对广东的审批权下放，则仍是特区政策，因为市场是不需要审批的。

可能是因为中国左右派的文人，都是马克思主义成功洗脑的革命分子，完全没有察觉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在民主，自由和市场经济上，与自已纵比的巨大进步。当中国文人自淫自乐"中国特区经验"时，似乎完全没有察觉，随着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程度的提高，整个特区性质已经完全变异！这种情况与180年前英国的"宪章运动charter"与800年前的"大宪章charter"性质的变异，可能说是一模一样。

当欧洲在中世纪的地狱里站稳脚跟，国王和贵族出于财政平衡的目的，渐渐放开对基层从事商业的控制，以便基层民众和单位可以完成对国王的定税义务，这样就有了charter。它包含两个意思，第一是税收是一个确定的量，第二是纳税人（当时仍是贵族）可以从事一定的自由经营，完成国王指定的税收，余额自留自用，直到下一次履行纳税的义务为止。这样就开始有了Charter保护下的私有财产。

欧洲中世纪的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是在国王对基层的Charter的特许权保护下开始出现并兴旺的，这就如同深圳特区带动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一样。但是到了1840年，破产的手工业行会的工人，要求政府恢复或颁布新的Charter，确保他们这些夕阳行业不被新生的工业革命所淘汰，同样是政府颁授的特许权，就成了工团主义者对英国民众的剥削，然后演变成对殖民地民众的奴役，最终演变成世界大战。

法国大革命时的左右派联合反政府时，更是鲜明地表现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特权Charter，概念上的严重混淆。这种混淆的本身就已经注定了法国大革命是徒劳无功的民粹运动。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法国大革命时左右两派都因为特权而反对政府（国王）。左派是因为没有特权而反对政府，右派则是因为担心特权的丧失而反对政府。如同中国近代革命一样，这左右派反政府时总是能够"求同存异"！

法国大革命以前的特权Charter，较之同期英国相对行业特许的Charter，混淆比托克维尔所指出还要严重。法国其时处于强烈的公有制王权背景之中。法国人的Charter，有一些是合理的，如赦免过分沉苛的税收，原因是法国人初始税负极其沉重，然后按照与王朝的关系远近"减税"，税负显然就落到了小民的头上。还有些是不合理的，如包税权以及行业的垄断。混淆的特权就不是废止或保留那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