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与英国模式的内涵

为什么会有革命的临界点？
社会三方面主体的剪刀差同时合拢；
政府的"宏观调控""行政干预"让危机同时爆发；
重庆模式与英国模式的内涵；

由于一般以自治市为先导的私有制"改革开放"，是在传统公有制背景下的突围，公有制背景的经济效益并没有提高，与"私有制特权"相比却益显落后；政府的财费没有收缩，反而因为不可持续的盛世感大手花钱，动不动就出手N万亿；中央不出，地方代替中央先出！如此一来，先行一步的私有制特区背负着养起全民族的税负期望，举步维艰。三重剪刀差迟早会合拢，这时就到达了"革命临界"的时期。

所谓革命临界并不见得专制更残酷了，不见得是阶级压迫更激烈了，当然也不是生产力忽然之间进步了。革命临界完全是社会三方面主体的赤字同时出现造成的，当革命临界聚焦时，先行一步的自治性特区，面临着生意破产的压力，政府大手笔则面临财政破产的压力，低效的公有制背景的社群，则面临着大范围失业和失保障的压力。这三方面的压力，让社会对政府抱过高期望时，政府却已经财政破产了！

公有制社会会出现革命的临界，与大政府体制阻塞导致的危机扩散，也就是大政府的"调控"，拆东墙补西墙，总是能够把三方面的定时炸弹，调到差不到同一时期爆炸，非把自已炸得粉身碎骨不可！专制政权自杀之专业技能，简直就是绝顶高手！孙权上表推举曹操任国家主席，曹操笑称："这小子要置吾于炉火上矣"。当私有制市场经济到达革命的临界点时，当国王的处于火炉上，大概是真实的写照。

在火炉之上要保守不变是不可能的，否则第一个被烤熟的肯定就是伟大领袖。有些天真的政治家，以为可以利用沸腾的民粹巩固政权，用老办法把代价转移到极少数人（可以指控为阶级敌人），从而渡过政权的危机，也是不可能的；典型者如重庆薄政。不考虑意识形态的对错，重庆模式的直接效果，是大大扩张了政府财政的同时，透资了工商业税源（对民营企业国有化），从而严重恶化了三方面的危机。

如重庆模式这种向后转，不但恶化了财政危机，而且直接损害的就是民营工商业（第二危机），但是却不能减轻民众的负担。显而易见的巨大赤字缺口，让重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大寨华西村之类的面子工程，如果不是全中国纳税人补贴之，扶持这样一个吞金怪兽般的"巨型华西村"，其巨大政治成本就会通过警察社会的模式，落到普通小民的身上，以便集中有限的资源特供于少数政治共同体，即朝鲜模式。

至于退化为朝鲜模式的重庆模式 ，能否经得起外地竞争，或者全国推行朝鲜模式后，是否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的面前，象大清帝国大明皇朝那样不堪一击！那是后话。现实社会中，重庆模式被中止了，五千亿的现有工程缺口被扔掉三分二后，由国企把可能还能赚钱的重要的骨头接驳下来，但另外需要追加两千亿。如果不考虑薄主政的浪费，效果相当于全国人民支援重庆办了一界没有举办的世博会。

重庆模式实际上是强化王权的危机尝试，也是迎合民粹的危机尝试。两者基本互通，前者（王权）是后者的子集。民粹者必定需要一个元首，当这个元首是早前的太子贵族国王时，就是重庆模式；当民粹另选一个领袖时，就是了改朝换代的革命。重庆模式如果全国铺开，就相当于拉开了晚清动乱的序幕，薄王薄太子之流很快就会因为政治破产，被民粹抛弃，然后开始"劣币驱逐良币"的革命选王进程。

英国中世纪则是王权与工商业联合的马尔萨斯主义模式，通过特权寡头保证财税，不再理会贱民的死活。当国企成为世袭的单位，国企领导又渐渐成为小圈子里世袭的职务时，中国社会即是这种模式。计划生育让贱民无生自灭，也就是因此国策而合理化。这种让贱民大量死亡的危机出路，主要取决于外国经济体的竞争压力，也取决于民众是否反抗，是否又沦入民粹动乱，则视乎民众反抗的方式是否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