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权力一般性认同"自由沟通，集会结社"；
绝对权力错误认为可以"准确把握私权自由的限度"；
界定所有制的标准，在于默认权益归属于公还是私；
公有制的不成文习惯法一般被称为"公德"；
不是绝对的私有制，终归会在成本压力下兑变为极权的公有制；
资本主义社会依赖于"自由沟通，集会结社"，一般性地可以得到绝对的权力的认同。这就如同张维迎曾经不知所云的话，"历朝历代都不完全是公有制，都不否认民众的柴米油盐"，言之下意可能是不能接受"自古以来就是公有制帝国"，因为公有制社会总有一点私有利益的空间。它意味着"没有绝对的私有制，绝对的权力可以准确拿捏（私有/公有）的界限"，也将意味着不能用"私有制与公有制"分定社会了，因为私有制社会总也需要公共服务，公有制社会至少给活着的人留一条狗命（私有），这是马恩毛左的辩证法。
张维迎这些话是不知所云的，很可能是为了说明其他主题时（张本意可能说明中央改革不针对私有财产），信口开河的烟幕现象。但类似张教授的这种辩证法，最经常出现的就是在乌有之乡这类哲学集汇之中，以说明绝对权力的绝对可以信赖。但显然是不真实的，因为至少在乌有之乡的上帝出场时，大锅饭大食堂，就共产了人民群众的柴米油盐，饿死了几千万人。事实上私有制如果不是绝对化，就不可能制定其有可执行的界线，最终因为"公的亏损"而国进民退，直到彻底的公有化。界定所有制的标准，是默认权益归属于公还是私。
不能因为私有制社会可以纳税团购公共服务（政府），就说社会主义是合理的；也不能因为社会主义也允许贵族私有领地和属民（封建特许权），甚至允许贱民拥有一般不被关注的私用财产，就说社会主义（封建）不是公有制。古希腊的奴隶也有由神庙保证的，不被奴隶主侵犯的特种财产；中国今天所说的也只是财产权，而不是产权，明白无误地说明，中国私有产权的保障水平，仅仅处于古希腊的奴隶的水平上，而提供保证的神庙的公正程度，大概比党的主义更值得信赖。尽管今天比起毛帝当朝时，已经不知进步了多少倍！
"自由沟通，集会结社"不存在可以明确标定的界线，与绝对权力仁慈关照下的私有财产，不可能被准确标定合理界线，道理大同小异，实际含义就是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准确界定"可供计划的合理界线"，那么绝对的权力就会在强盗本能的驱使下，很自然地把成本转移到仍然私有的利益上，直到私有的生命也最终消失，如毛帝治下的大饥荒！在马尔萨斯主义中，国王名义上的权力是绝对的，实际上是受贵族监督的；国王与贵族作为一个整体的权力，才是绝对的，生存成本就会被转移到贱民的身上，这就是中世纪！
"自由沟通，集会结社"不存在可以明确标定的界线，是经济理由上形成的"自由主义的习惯法"。在公有制社会，习惯法一般会被简化为不成文的道德，而常被哲学分子称之为"公德"。公德所在的习惯法，是由公有制的绝对权力提供支持，自由主义的"习惯法"则是由经济成本的客观原因，惩罚任何不遵守客观规律的任何人和集团，没有积怨，也没有怜悯！用道德分子的抱怨来说，"经济很缺德"。（笑笑）。原因在于，"自由沟通，集会结社"如果试图设一界线，就相当于设了审批权，平添了审批的交易沟通的成本。
"自由沟通，集会结社"所涉及的问题，本身就是没有界线的，从小至买菜卖菜，男女婚爱，再到公司整合，生意协调；中到社区同类相聚（如基督教社区，犹太社区）（也意味着排外），大得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反应到利益调整后的制度化，常常被称为"改革（东方），新立法（西方）"。假定是后两者之间设一界线，那么前两者组合起来的社区，就会变成对后者大的特权利益集团的造反组织，直到开放整个"自由沟通，集会结社"的自由。如果向鸡毛蒜皮开始禁绝，社会就会从有能力造反，渐渐向无能力生存衰退。
ps:特别提张维迎先生，不是指责，而是提醒马尔萨斯主义（右）绝不是市场经济的人权私有制；因而笔者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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