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是日本而来的海患是张冠李戴

随着苏杭现象的枯竭，"左右"将融合起来闹革命；
明朝的边患和动乱，几乎清一色因为苏杭现象的枯竭；
明清"反户籍制度的改土归流"，得不偿失的烽火连绵；
黄仁宇把"财政悬崖后的崩溃 "归因于"明朝爱民，不肯收税"；

毛左和怪胎"反政府，闹革命，向当权派的造反"的共识，因为客观短缺规律的不可抗拒，因为苏杭现象不可避免的枯竭、衰退，毛左和怪胎节节融合，革命队伍节节成长。无论是今天的怪胎和毛左似乎是"神似而形不似"的左右互咬，还是明末怪胎张献忠和毛左李自成的双剑合壁，或者是被仍处盛世的明朝镇压的荆襄流民大起义，都说明了似乎是左右互搏的毛左和怪胎，随着苏杭现象的退潮而结合。如果说革命的总爆发就象地震预测一样无法预知，则在短缺原理下，苏杭现象的是必不可免地步步退潮，直到革命的必然地突然爆发。

甚至连明朝的所谓边患的发生，根本原因也是因为苏杭现象的税源的枯竭，财政利益链不得不步步后退所致。明清西南苗疆的边乱，几乎清一色与中央政府"改土归流"的政策有关。所谓改土归流，就是把本来是由土著奴隶主作为包税人的部落，改为直接隶属当地官员，向当地政府服徭役和纳税，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员作为当地的奴隶主。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当然是封建官僚比奴隶主进步，实际上却是土著奴隶主对属民（奴隶）负有直接的人道主义责任，中央政府虽然也是充满爱心，却要经苏杭现象分配，而且连汉贱民也顾不上。

改土归流的本意是希望废除土司包税人这一层利益集团，政策目的是却是把少数民族的部落自治保障体系国有化，换言之反户籍制度，剥夺穷鬼土著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以便全国一盘棋，补贴人民政府的革命事业。广大不明真相的少数民族，自然跟着他们先前的奴隶主反革命土司，成为让天朝解放军疲于奔命的武装黑社会。明朝三大征之一就是对川西杨应龙，消耗上千万两白银。安邦彦的战争一直持续到清朝。明清两朝如果算算帐，恐怕会发现，改土归流想省点钱，结果是激起少数民族起义，花了百倍的钱，明朝甚至亡了国！

努尔哈赤部反明，何尝不是东北版本的"改土归流"惹祸？本来是明朝边镇的喀尔喀蒙古（永乐时的朵颜三卫），因为苏杭现象的短缺，早在宣德时期就已经脱离了明朝的怀抱。东部蒙古几经北元变迁，到万历时已经成为东北李成梁要对付的边患，其入侵甚至弄死了前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如松将军。万历短缺的财政让东北边防军就地解决米饭，李成梁为了抗蒙古大业，借口边民谋反，让士兵到处打黑！剿人家的村镇犒军，让士兵自已当强盗，给自已出工资。清朝同样的行为被称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明朝就逼出满州七大恨告天。

如果说明朝与蒙古的恶劣关系，还算得上是外交纠纷，那么前溯嘉靖朝的"倭寇"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从细川和大作部内讧，到徐海与王直部与明军作战，都可看出称倭寇是日本而来的海患是张冠李戴。明清的海禁，稍类似于今天的"外汇管制"，倭乱起于明中叶，真正的原因是税源吃紧，因为财税不足，便国进民退垄断海贸，逼反了沿海居民。这些开源创流，也不断国进民退逼反民众的维稳措施，在苏杭现象未断流时，还似乎给历史学家一副明朝盛世的假象；当税源终于财政悬崖时，整个明朝就崩溃 ，类似于医学上"失代偿"。

黄仁宇精研明代财税资料，普天下暂时无出其右，但居然不能发现明朝财税"苏杭现象"举国体制低效，以至得出"明朝灭亡，是因为税收太轻"的怪异结论，也非常符合今天中央财税（苏杭现象难以为继）时，国进民退的政治正确。但是从黄仁宇对明朝财税的研究，仍然显示了，明朝在低劣的税收和行政效率下，苏杭现象透支到了尽头，帝国财政和整个社会经济也在苏杭现象的失代偿中"亡天下"的不可避免。明朝在走钢丝的死亡循环中，难逃财政悬崖的"失代偿"中崩溃经验，又让卢麒元等乌有毛左，找到了国进民退的新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