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帝国就是一个其大无比的集中营

示形于外侵于内，宣称外来威胁仅为了监管社会；
监管社会的"强蛮政府＝祖国强大"的幻觉；
联邦社会战时紧急状态与"中止人身保护令"；
联邦社会战时"圈禁集中营"仅圈禁"自愿者"；

由（祖国＝政府＝元首）的野蛮断言及至（"中央集权＝严厉监管＝强势政府＝国家强大"）的偷梁换柱，已经显见"示形于外，实侵于内"的政治模式。宣扬外来威胁只不过为了严厉监管社会。对于通往奴役之路的原联邦国家来说，"外国威胁"是僭主窃取威权的最佳借口。对于本来就是公有制的帝国来说，则强化了强迫人民成炮灰的神圣正义。天朝今天的钓鱼岛主义，明摆着没诚意和解，不正为此念吗？但是外来威胁再大，也只是从上而下征用的强化，而不需要从下而上的全面控制，监管社会弱化了国力，更不能抵御外来威胁。

传统公有制社会中，（祖国＝政府＝元首）的幻觉是强烈的。对国民严厉监管和镇压的帝国，象明清毛这些皇朝，在面临真正的外来威胁以前，都会给奴才以强大政府的幻觉，也就培养了一批愿意舍身投机当上狗腿子的粉丝。如果社会已经封建化，大概也会严厉监管贵族的长子继承权，称之为"反腐败"；而把践踏蹂躏贱民的特权，回馈于被国王监管的贵族，今天的效果称为国进民退，直率点的政策叫"打黑"。毕竟所谓监管，总是国王政府通过官僚才能监管，由此"监管"也就与"官僚主义，反腐败"结下了不解之缘。

联邦社会在紧急状态下的动员令和"中止人身保护令"，象林肯在南北战争时期，美英在二次大战中的一些政策，的确也与东方帝国和平崛起时的监管也颇有相似之处，。两者相似性，结合（祖国＝政府＝元首）的幻觉，就给了东方文人两个题材：第一是联邦社会也是侵犯人权的，也是监管社会的，甚至也是报复异族的（如一些毛左举出美国二战圈禁日本裔作例）；第二是进一步强化"侵犯人权可以强国"的公有制幻觉，把联邦社会战时紧急状态下的政策，用到公有制帝国的日常社会生活中，以求"和平崛起"。

即便如此，对比联邦社会紧急状态下的"偶尔监管"，与东方极权帝国对社会的"常态监管"，即便不考虑战后追诉的司法责任和赔偿责任，仍可看出根本意义上的不同，和整体程度上的弱化。首先是紧急状态下仍然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甚至不能够无驱逐自主选择地圈禁无罪国民。被圈禁者（类似集中营）的私有财产仍在其名下，不会象东方帝国的打黑，案还没有结，甚至连证据也没有落实，就由公安局（不是法院！）把人家的财产卖了，然后以此作为"对投资者造成严重损失"，反而构成重致死刑的控罪（如吴英案）。

其次是美英在几百年中只短期实施了几次的"中止人身保护令"中的圈禁政策，不要说不具备如德国犹太集中营或苏联毛泽东的古拉格群岛式的残酷性，（日裔集中营无强迫性劳作），而且实际上是在被圈禁者自愿的情况下进行的。被圈禁者是在拒绝自动流放（被驱逐出该国）的前提下被圈禁。这种可选择性甚至是被称为邪恶的德国所采用。所不同的是，美英圈禁者是在当时有接收国的情况下，被圈禁者接受圈禁，而德国的犹太人等，是在没有接收国后再把被驱逐者圈入集中营。显然，跑不掉的都是最没有逃跑能力的小民。

仅以这两条而言，就是东方极权型的帝国完全做不到的。"私有财产连神圣也不可侵犯"在公有制帝国被作为"西方那一套"批烂批臭，甭提了！东方帝国的人权不是紧急状态下的"中止人身保护令"，从计划生育到强制小民高物价低工资，反而成为根本国策。连秦晖这样号称右派开明代表的知识分子，也誉之为"低人权优势"。东方帝国的人身迫害是如此广泛，以致于集中营成为多余的组织，因为整个帝国就是一个其大无比的集中营！连纳粹德国的难民也已经多得无处可去，东方帝国的小民，当然基本上是没有逃跑能力的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