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受害者举证的角度，实名制等互联网立法的任何理由都不成立

"网络安全合理性"要从"民主or 极权"的需要考量；
民主社会不存在对网络安全大惊小怪的需要；
司法是有成本的，预算是有限的，极权的"安全"是挥霍的；
极权主义安全需要，可以"合法"地诛心；

从司法民主的"受害者举证"的角度，实名制等互联网立法的任何理由都是不成立的，相应地也意味着目前涉及的官方论证，只不过是忽悠卖拐的权威哲学。如果是把政府执政权的利益视为互联网受害者，领导自然代表了真理，也代表了全休人民的利益，监管互联网的所有立法自然是必定是有特色的真理。该问题越简单也简单，只需要按照"个体社会（不存在监管公共活动的理由）"和"极权社会（监管每一个体的细节活动）"就可以了解谁是谁非观点的背后前提；但说复杂也复杂，必须分别说明互联网对个体和君主的可能危害。

如果从司法民主的"受害者举证"的角度，互联网不可能直接造成人身损害。被互联网上的语句忽悠后自杀的傻逼，凶器和凶手都是无须实名制就可以查证的，肯定就是傻逼自已！互联网犯罪事实存在的本身需要认定，不可能存在"没有受害人的犯罪"。因此不但需要有自认是"被互联网信息伤害"的受害人，还需要自我举证是互联网信息某方的责任，还要举证自已让人家忽悠得"受害"了，——>在一个自已要对自已行为负责的社会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因为与个体主义"对自已行为负责"的基本法理相冲突。

换言之，互联网领域在法学意义上的不可能存在严重的犯罪，也不可能存在严重的公共违法犯罪的损害。除非声明本国司法本来就不是民主，更不是为了民主，或者偷换一下概念，说明是"公有制的民主""君主领导下的人人听话的民主"……，之类！否则任何互联网中的摩擦，被允许作为司法民事诉讼立案，都将是对纳税人司法成本的挥霍。何况是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让政府浪费多得多的纳税人财富，通过监管手段，为纳税人自身的日常活动，制造额外的障碍（成本）呢？问题仍然回到了原点：是否公开承认，天朝就是极权主义？

司法是有成本的，预算是有限的，除非是挥霍的！这是所有人必须牢记的最基本的法学原理。该原理适用于任何型的政体，区别仅仅在于，司法成本是谁付出的，又是否是负担者监督司法本身。国民主权政体（俗称民主政体，个体社会，私有制社会）的司法成本是纳税人，纳税人也能控制司法成本的使用，直到成本消耗与纳税人感受的社会安全程度相匹配的最优化。因此民主社会不存在因为司法成本"维稳"的泛滥而导致的成本畅口。但是在极权社会中，司法成本仍然是纳税人付出，司法成本的使用，却是不受纳税人监督的。

只要简单分析极权社会（俗称公有制社会，法西斯社会）的司法成本，将发现纳税人不但被强迫支付了司法成本，而且司法成本用于对付纳税人自已！并因此限制了纳税人的谋生余地！类似于旧社会屠杀时，强迫受害者自已挖好坟墓，或者日本鬼子强迫受害者自已割下自已的血肉。表面上看来，极权的统治者没有支付成本，并且享受了"维稳"的绝对安全（即君权社稷）的牢固，但是由于该泛滥的成本对贱民生存空间的侵袭，导致社会整体的萎缩，就算贱民不会揭杆而起，成本优化的要求也会导致外敌的入侵，或萧墙的祸起。

极权主义的政权，可以合法地诛心。因此互联网上的字句，完全可以单方面地被网监方面理解为"违法的恶意"。因此才会出现snapshot后作为"犯罪证据"的有东方特色的冷酷笑话，——>包括韩国人在内！但是如果是在一个国民主权政体之中，任何字句就算白纸黑字，理解都是个体化的，除非是受害者自证犯罪（那将违反个体权益原则，如米兰达忠告），否则根本不可能有成为任何违法犯罪的证据。尽管互联网上的词句，有时侯甚至会把一些人气出心脏病；但如前所述，这些所谓受害者应该看医生，不应该指望"国家管一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