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一个依赖于苏杭的帝国

明朝是苏杭现象的巅峰，明朝亡天下是苏杭现象的崩溃；

明朝是苏杭现象的巅峰，而且更集中在太湖以东。当时称之为"嘉湖熟，天下足"。明朝可以视为一个更为透支苏杭现象的宋朝，以便把防御前线远远地推向中原农业区与草原的边缘。对苏杭民生的透支，固然"减少"了地区差距，因为苏杭地区的税负主要集中在少数富人的身上，似乎了"减少"了该地的贫富差距，"平息了民愤"。但是不知是因为明朝竭泽而渔的政策，导致了苏杭居民的反抗，明朝自朱元璋开始一直到张居正末期，都在江东地区执行着摧毁新生产业。按黄仁宇的观点，这是避免新生行业形成新的政治组织。

明朝对江东地区透支性的税负和消极性地抑制新生经济的政策，按正史说是朱元璋对张士诚的仇恨，难以自圆其说。张士诚是朱元璋的败军之将，仅仅因为宁死不降，就让朱元璋迁怒于嘉湖民众，并且迁延数百年之久，牵强得不值一驳。嘉湖民众怀念"诚王"，不如说是对比于朱元璋以降的暴政，不太坏的张士诚，也显得爱民如子了。这就如同经历了毛灾大饥荒的陕西老农，在党媒采访时，不但不感恩老毛没把他饿死，还不知好歹地说"阎锡山时生活最好"……，咔嚓！导演采编的干活！阎锡山爱民如子吗？充其量相对老毛而言吧？

明朝在苏杭地区的透支性税收，很可能是明朝本身的前进政策，更依赖于苏杭地区尚有净余的地税。明朝整个行政系统，可以说中了苏杭现象的毒瘾！整个明朝的北方防务，也依赖于经大运河向北方转运的漕粮，区区四百万石米！明朝甚至早在永乐时期，江东的农民因为逃税，就已经一度让多达一半以上土地抛荒！此后虽几经起伏，都没有回复到张士诚的产出水平，尽管同期的中国其他地区的人口，可能有所增长。无可置疑的是，从嘉靖到万历，嘉湖地区产出直线下降。到崇祯末年，无论是北方防务还是西北赈济，已经无能为力。

明朝是一个依赖于苏杭现象的帝国，其北方防务和落后地区的赈济，完全依赖于极少数较发达地区的定向税收，该地区的经济又被长期的压榨而枯竭，整个帝国在专制监管下也没有产生出替代性的税源，帝国既不愿让地方自治以减轻帝国成本，也不愿意与武力独立的边疆区和平相处。无论是对北方的蒙古人，还是对西南苗疆，或者对东方的海上贸易华人组织（被正史指责为"倭寇"），还是对东北的满洲，明朝都持僵化的、好战的前进政策，所谓"拒不妥协"！反而作为国内竭泽而渔的新旧借口，迫反全部民众，直到亡天下！

不难理解，这样一个帝国，一旦东方税源不可避免地枯竭时，将是何等样的内外交困，也将是何等样的不可救药。有限推行前进政策的宋朝，北方防务崩溃时，并没有出现明朝那样的逼反西北（最贫困）地区的民众的情况。事实上当时的西北处于西夏的控制之下，与其说西夏为宋朝增加了麻烦，也不妨说西夏替宋朝安定了上一代的李自成。宋朝相对保存良好的东南经济圈，也足以在北方防务崩溃时，轻易组织起依托长江和嘉湖的防务，并且因为北方防御线后退到淮河，国防成本反而下降了，南宋甚至比北宋更为繁荣富裕。

但对于明朝就不同了，依赖于苏杭现象，却是过分前缘的防守，因为僵化的国防政策而恶化。前方的崩溃因为后方经济实力被掏空了；当前方因为后勤接济不上，崩溃不可避免地到来时，组织象宋朝那样的"第二防线"，真是谈何容易？1644年的后金也远比1120年的女真，更了解中原汉族社会。只要这些满洲军政集体，当时唯一成型的，并且已经在与明朝的战争中经受了的锻炼的新生国家，难够推迟一下享利，以吊民伐罪的姿态，在中原亡天下的时侯，要入主中原，真如探囊取物一般，又何必归因于"天意？昏君？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