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的明代史，实事求是的睁眼瞎

黄仁宇的明代史，实事求是的睁眼瞎！
"明朝税负低"逻辑类同"天朝税负还有增长空间"；
明朝民众已经转死游离，中央财税赤字日渐崩溃；
黄仁宇完全忽略了明朝政治低效率，却默认"明朝经济发达"；

明朝依赖于苏杭现象的举国体制极低的效率，居然让信仰举国体制的文人，产生了"明朝（16世纪早期）经济繁荣，税收很低"的错觉。道理如同天朝的帝国税务局，代表了中国的纳税人，实际上也颇得"高福利，国家包起来"的毛左和怪胎民主派的精神支持，他们声称"中国税负不重，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假如中国经济的确是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假如中国行政税负的不是苏杭现象的继续，假如政府是会下金蛋的，不同领导人只是"如何给国民分红"的观点不同……，假如这些乌托邦的理想都是现实的话，他们是对的。

不要以为只有马恩毛左才信仰举国体制，至少在中国文化圈内，马恩毛的批评者的绝大部分，信仰的也是举国体制。比如说目前中国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的黄仁宇先生，在他已经是力图摆脱道德史春秋笔法的历史研究中，仍然表现出对中央集权、举国体制和孔儒传统文化，先人为知的结论，从而让他实事求是的历史研究，显得象一堆睁眼瞎的细节哲学。黄仁宇的研究是认真的，资料是丰富而且对笔者也很有用，但是他的资料是明显证否他的结论的，类似的情况在贡德和麦迪孙等人，对明史的研究中也存在。

联合阅读在黄仁宇的著作，扩展到黄先生对汉唐和荷兰和威尼斯税收研究，可以看到黄仁宇完全没有"税收效率，行政效率"的概念，如同贡德和麦迪逊等人，没有"远洋运输成本"的概念。前者把明朝漕粮帐面定收的，诸如四百万石作为明朝的税负，实际上那相当于后者的"到岸价"。由于明朝极低的行政效率，因此明朝极低的净税入，与威尼斯每年约500万两白银的税收完全没有可比性。黄仁宇的错误，是把接近资本主义水平的威尼斯和荷兰的税收和行政效率，想当然扣到举国体制的明朝头上，去感叹明朝税收"太低了"！

不要说明朝正税年年欠帐，总是通过附加税填补缺口，即使以糟粮计，实际税负都大大超过早在朱元璋时定下的定额。仅仅是在朱元璋强性规定的"永不起科"的名义限制下，转用其他名目征收。而且由于明朝的定额是以到税，后来是以到达户部的"到仓率"来计算税粮，因此真实的税负水平，远远超过黄仁宇所错误以为的3-5%，五倍是非常保守的，算上十倍不会是过分的。无论实际税负是多少，总之达到了两方面的极限：在民间是苛捐杂税让民众宁愿逃难流死，而在朝廷财税上就永远是缺口，皇室内库又因而与户部正薪争工资！

由于黄仁宇和贡德等人，本身显然不是就郭沫若这种马恩毛的文革队伍的干将，又是在美国学术环境中镀着金的，很容易让一些缺乏历史和经济常识，却显然跟随着名人做粉丝的觉醒派，以为他人是"右派的历史经济学的专家，权威"，而忽略了他们本身也是处在社会文化背景中的普通学者，他们本身的研究和方法论可能是有缺陷的，他们本人的价值观可能也是比较左倾的。尽管如黄仁宇等人实事求是的历史采证，在可以供我们完全不同中的实体经济学等方法论，得到完全不同的历史进程解释，和对明朝经济状况完全相反的判断。

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中央集权的文人，黄仁宇所在的蒋氏同样是一个党国一体的政治专制集团，蒋也一直在宣扬着"儒教社会主义"。黄仁宇对财税和明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凯恩斯主义最盛行的的六七十年代。如同布罗代尔一样，当这些历史故纸堆中的专家，想找点主流经济学镀金时，不大可能找到默默无闻的平民屌丝米塞斯和哈耶克，几乎肯定变成凯恩斯主义的"白银促进经济，铸钱促进经济"的粉丝。如果再以中庸姿态接受吴晗孟森等人断言的"明朝是发达的前资本主义"，黄仁宇著作的政治观点，已经可以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