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的根源是居安思危的集体主义传统

"民主社会自愿的法治"等价于"竞选败选方自愿接受竞选结果"；
"默认权益归于个体"否定任何公共强制（监管）；
"民主社会的公共强制"——>极权主义的起源:马丁神父和汉娜.阿伦特；
极权主义的根源是"居安思危的集体主义传统"；

如果不认识到联邦社会的人权私有的个体原则，必然得出"联邦社会的法治依赖于双方的自愿"的结论，就将得出"民主的法治也具强制性"的极权主义萌芽。这就是卢梭和雅各宾主义"公共强制"的结论。同样的误区，将导致所谓的"一人一票""普选"成为公共强制的政治工具，败选者不可能接受自已被如纳粹这样的民粹运动，通过"和平的缴械"然后"合法的镇压"。无论基督教和怪胎民主派之流，他们的信仰出发点是多么高尚，他们鼓吹的"一人一票""普选"，无非是把"不要合法屠杀"变成了希特勒之流的信仰自律。

当马丁.尼姆勒神父在纳粹垮台后，说出了他著名的"马丁神父定律"时，马丁神父本身并没有意识到，纳粹之所以具备迫害的能量，原因就在于魏玛共和国公有制性质的"民主"，甚至于今天的基督教信徒，仍然没有意识到，"马丁神父定律"实际上是就是"默认权益归于个体"的私有制原则，被持续侵犯、蹂躏的结果。这些纯情的宗教信徒，象纳粹一样颂扬了"无私奉献"后，仅仅将纳粹的暴政，归罪于所有纳粹领导人，都是精神错乱的天才！——>可能吗？！——>这就是"多数人的暴政"通过"公有制民主"的实现。

ps1:马丁.尼姆勒神父因为反对纳粹对其他族裔的迫害，被监禁了七年，在战争开始前被释放；是德国遭到监禁最长的宗教人士；
ps2:纳粹政权与新教教会达成了谅解，对天主教会一度压制(曾短期监禁700名教士和修女)，后达成了谅解，马丁神父获释即是谅解条款之一；
ps2:德国基督教社会，包括路德教会和天主教会（对应政党"德国天主教全国党"），总体上与纳粹持合作态度；
假如依从公有制传统（在所有传统文化社会，或多或少体现为习惯法/实在法），对人权私有的"默认权益归于个体"压制，令人权成为神圣可以侵犯的"低人权"，那么马丁神父无论是不是抗议，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将面临"多数人意志"的合法强制性，这就是卢梭和极权主义的"公共强制"。历史事实上就是，马丁神父本身是徒劳的，而且其立场，甚至在教会人士之中，也是极少数。马丁神父本人幸免于难，不是因为他的抗争，恰恰是因为纳粹对天主教中的少数"极端分子"的法外开恩！

"公有制民主的败选方不可能接受失败的结果"与"联邦社会的法治依赖于双方的自愿"，似乎"两权分立领域"，却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因为实际上是同一"权益默认归属个体"逻辑前提的结果。竞选所得的国民议会，本身就是联邦法治之源，——>仅仅是联邦的法治，而不是对共同体国民私有权益的统治！前者同样体现在1919年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艾斯纳就曾称："革命不允许被选举否定"（在他自已发起的投票中，红党只得到2%的选票）。但是早在他们也来一次列宁革命以前，就被德国来的民兵推翻了。
ps:巴伐利亚在旧德国是奉霍享索伦为皇帝的地方君主国，有自已的君主和强大的自治权，旧德国崩溃后，巴伐利亚处于半独立的状态，因此需要"德国来的民兵（右翼自由军队，后来演变成冲锋队）"干预巴伐利亚的红色革命。正因为巴伐利亚在魏玛德国中半独立的地位，因此也成了左右两翼极端党派的温床，如纳粹和德国共产党。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国家的起源》中，没有得出任何具体的"起源于何处"的结论，成了又一本哲学声讨道德的名著。实际上，极权国家的起源从具体的狭义上，起源于启蒙时代的"公共强制"的公有制民主；广义上是说基督教欧洲的传统文化，更狭义一点就是传统公有制文化"居安思危的集体主义传统""强制个体服众于集体的利益"。非常有趣的是，阿伦特和马丁神父，这些本身是极权的受害者，也坚决反对极权主义；但是他们自已的思想，本身恰恰就是"极权主义的起源"——>这就是左派/极左/革命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