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放弃北伐时，南宋反显得比北宋更为富裕

唐宋明均亡于苏杭现象枯竭后的"失代偿"；

如果不考虎西汉的关中和汉晋的洛阳与苏杭现象的大同小异，则南北朝自宋梁两代南方经济全面发展以后，苏杭现象就已经左右着中华帝国的政治体制和绑定于政治体制的皇朝兴亡。唐朝国威之衰可归咎于安史之乱，但唐朝之亡却是因为唐朝无法适应大运河开通后，东南经济的蓬勃发展。隋唐政治重心迁就苏杭税负区，以减轻帝国政治成本的尝试，随着隋炀帝的死亡和隋朝的覆灭，江都梦无声而逝（顺便说说，隋炀帝不是一个昏君），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令不出洛阳，更谈不上适应苏杭现象，财力短缺也令唐无力措置诸藩镇。

宋朝定都大梁，可以说是对唐朝几乎所有"失当政策"的调整。宋朝既然不可能放弃中央集权的举国体制，也就不得不陷入到底是透支苏杭现象，还是在国政成本上对苏杭现象妥协的两难选择。传说中宋太祖迁都洛阳之说，是因为争位的原因而被晋王（后来的宋太宗）否决，但是观察一下当时洛阳的漕运能力，远远不如大梁，而宋太祖拒绝渡大渡河征战西南，希望付款于辽帝购回山南（燕云十六州），与辽东两安守边等政策，都说明迁都洛阳的想法，冲突于宋太祖妥协于苏杭现象的既定国策，被群臣和太宗否决自在情理之中。

宋朝采取了对"苏杭现象"的妥协，避免对苏杭地区的税基竭泽而渔，宋朝国用也就显得相对宽绰，社会经济也显得相对繁荣。但是中央集权的体制不改，尽管宋朝的财力在历代封建王朝之中首屈一指，但仍有国力不支覆盖的边际。西夏党项的反叛，尽管不能视为明朝逼反建州女真的翻版，骨子里仍然是宋朝不愿再承担中唐以后，对吐谷浑（及党项）极为有利的丝马汇率的边境贸易，而欲直接开通往西域的丝换马贸易的通道。唐朝因为需要吐蕃和吐谷浑的马与雇佣兵，丝马汇率非常优惠（五倍于市价），这是宋朝所不能承受的代价。

因此也就产生了以垄断西北贸易通道为目的而存在的党项西夏国，以维持对宋朝不利的"丝马贸易"。北宋一直无法在实施如王安石变法，以套现征服控制河套的兵力，还是司马光和范仲淹所主张的，放弃昂贵的西北马路，专注于步兵建设之间取舍。王韶一度在王安石透支苏杭现象所得的增税支持下，控制了河套地区；基本上压制住了西夏的兵力，但是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实际上是苏杭税收不堪透支，北宋军不但前功尽弃，甚至连对辽金的守御也趋于崩溃。明朝因前进政策而财税崩溃之症，致退而困守，已现于王安石变法前后。

北宋的崩溃，以女真代为北宋选择的方式，让王安石变法无疾而终；敌忾之下，南宋也放松了对地方防务的钳制，而在事实上拥有了远胜于北宋的地方防守力量。南宋军事力量主要体现在诸道厢军的，远较北宋为强大的战斗力，如南宋四川地方军，而不是岳飞军这样的侨客"新北府兵"。后者相对于北宋的禁军，既不见得比柴荣和宋太祖时代的禁军精锐，规模兵力更是远为逊色。由于北方对于宋朝来说，本来就是消耗税收的地方，北方的丧失对于南宋政府财力的影响不大，当南宋放弃北伐时，南宋反显得比北宋更为富裕。

明朝则在朱元璋收复中原后，由蒙古人"替明朝"作出了相反的选择，以透支苏杭税基为代价，把防御前线维持在草原边缘，甚至一度推进到草原深处。但终因草原的军事行动，相对于中原帝国来说，边际成本高于高昂，对于蒙古来说则相反。明朝终因财力不支而渐渐退守，实际上只不过是比王安石变法后的神宗政策，更激进，更漫长，崩溃也更彻底地再次尝试。辽东战争只不过是明朝依赖于苏杭现象的前沿困守的崩溃，崩溃也的确是从苏杭现象被透支破产后，财税所得再也不能补贴"西北灾荒"后的民变，先从内部烂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