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杭现象中高宗,秦桧和岳飞;宋朝,明朝和清朝;
从苏杭现象可以轻易理解,诸如高宗和秦桧等"汉奸"的合乎理性的政治动机,以及岳飞等"民族英雄"的不知,与现实政策冲突的自取灭亡;以及中华传统帝国几近永恒的内敛、萎缩和崩溃的历史模式!道理非常简单地,当中央集权的统一,依赖于苏杭现象对极少数相对发达地区的压榨,补贴贫困地区,作为这些地区"支持统一"的回报,中央集权就将陷入了两难的政治处境。如果不是依靠相对发达地区的财产,持前进政策,直到经济崩溃后后退,(如明朝),就是放弃对边缘地区控制,冒边缘地区转为敌对的危险(如宋朝)。
明朝与宋朝的政策,实际效果几乎相同。依靠苏杭现象保持的政治统一(前者政策),必定以相对发达地区因为重税负而导致的经济衰退,从而削弱中央政权的补贴能力,让后进地区分裂甚至反抗。无论是持明朝式的前进攻击政策,还是持宋朝或明朝中后期的消极防御,实际上边疆防御成本大同小异。在缺乏国民主权的联邦体制情况下,较发达地区(如中原)的战争成本远远高于边疆地区亡命民族(如蒙古),在拒绝西方现代那一套民主联邦休制,剥夺边疆的自治自卫权,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除了从边疆地区节节后退,别无他法。
事实上明朝甚至仅仅是在仁宣年间,尽管明宣宗宣德皇帝仍然尚武,但是明朝已经转向与宋朝类似的防御和岁币政策,仅仅是在名义上称之为"朝贡",好听一点,但是成本甚至更为浩大。前进政策的边疆区的浩大成本,总是让朝廷指望在边疆区"以战养战"就地取用,结果就是因为对边疆民族不可避免的压榨而激起边变,进一步构成浩大的边疆战争成本,如明清两朝的西南苗疆的连年战争,可以视为汉民族皇权对西南少数民族的野蛮征服和血腥的大屠杀,较之所谓"美国西进对印第安人"的屠杀,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前进政策不但会激起边变,事实上也对帝国本身的安全构成毁灭性的"外族入侵"的策源地。造成明朝灭亡的建州三卫的叛变,就与李成梁的辽东边兵的掠夺取饷有关,甚至连努尔哈赤的爸爸塔克世也被明军屠杀。表面上看,西方苗疆因为地险缺马,难入中原,——>真的是这样吗?那就看看广西太平天国是如何借宗教为名,转进江南腹地的。太平天国起事之处,就是明朝西南战争中大藤峡大屠杀之处。当年的壮族兵就以骁勇而为宋明的厢军和边卫,太平天国的壮族兵,至少在早期主力中的主力,也是"一个顶一百个"的老革命。
清朝的政策吸取了宋与明的经验和教训。一方面不象明朝那样禁绝边疆贸易,强迫边疆危难民族拼命造反进攻,如明朝拒绝俺答和后金的求和;另一方面也不象宋朝那样被动地"纳贡买平安"。清朝的武力迫使边疆民族承认清的权威,另一方面又慷慨地以赏赐的方式"买平安",同时垄断西北贸易通道,皇室再与蒙古联姻,将蒙古变成清朝雇佣军的自治领。相反,当清朝在西南继续了明朝的压迫政策时,清朝西南苗疆同样是兵连祸结,尽管势力威慑到了缅甸。宋朝的政策自太祖起就避免入征西南,倒和大理段氏得以睦邻友好。
宋朝的财税之苏杭现象,早就已经到达了承受的极限,北宋之丧失北方边疆区,正是极限下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崩溃。秦桧当然最了解财政支撑不起对北方的战争。北方本来就是接受苏杭现象下的财税补贴,岳飞军要求北伐与北方本来要求补贴,对于秦桧来说完全没有区别,也知道(国制不改)打不赢也守不住。但对于岳飞来说,就类似于今天"反户籍制度,要向北方地区倾斜"的要求一样,放弃北伐就意味着岳飞军变成客寄于南方朝廷的,不满而孔武的团伙,简直就是侯选的侯景,加上岳飞与高宗君臣相疑,南宋朝的政策不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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