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不是为了报复

联邦社会的法治不是强制性的；
联邦社会的法治目的是减少犯罪，不是为了报复疑犯；
"报复"是法治可选的手段，但不是等价的方法；

联邦社会紧急状态下的圈禁对象是"拒绝被流放，自愿被圈禁"的公民。如果不是公民，就被称为难民，所圈禁地称"难民营"。如果联系到联邦社会对犯法的惩处，是建立在公民承认司法的权威性的基础上，一旦公民放弃该国国籍并离开该国辖境（退出司法共同体），就只能借助国家之间的司法条约（如国际刑警组织及相条约）（或称国际法，罗马时代称万民法），而不能据本国法律对其提出司法诉讼。典型如张五常在美国走私贩卖假古董，被美国通缉一案。那么将慢慢揭示联邦社会的法治真谛是自愿的，不是强制性的。

"法治是强制性的，延伸为监管是强制性的"，是公有制帝国文化留给卫道士记忆中的现代错觉。有些人以国际刑警组织依国际法（条约），对严重刑案（特别是人身伤害案），在全球缔约国辖区内的追捕，以及美国对拉登的追捕，以这些例子为由，拒绝接受"民主的法治是自愿参与的"现实。实际上前者是国际法缔约国"彼此同等国民待遇"的司法管辖权，因此司法共同体仍对其有强制能力；后者则是以"现实危害联邦共同体"的国家安全理由（类似战争）进行，与司法系统完全没有关系。以色列追捕纳粹战犯是一个例子。

以色列对被国际法庭缺席判处反人类罪的纳粹战犯，一直穷追不舍。这在相关条约的缔约国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在不承认国际法庭，或者不承认国际法庭该项判决的国家，（涉纳粹案一般在南美），以色列的入境追捕反而是违法犯罪行为。合法途径是以色列提交该案犯涉及反人类罪的证据给所在国，立案初步确认后，对该犯作行动羁留，（如赖昌星在加拿大），初审确认并缔结司法从轻协议（同等同一罪名的相关法律，取其轻者判，为国际刑警条约的原则），案件转交犯罪所在地（德国）或其委托法庭（以色列）审判。

如果按此正规合法的途径追捕的话，那么无论是拉登还是艾希曼等战犯，是铁定无法被捕，即使被捕也不可能判重刑。关键环节之一是如果证据不足，疑犯居住地所在国法院可以拒绝立案。阿富汗当年庇护拉登就是持此立场，咱国胡老板反对美国进攻阿富汗，也是持此立场；但如果证据的确充分（很困难，特别是在客方鉴定的条件下），早在立案以前，这些实际上同情案犯的庇护国，早就羁留责任产生前，就让案犯溜之大吉了。同样典型如拉登，早在美国进攻阿富汗前，就到了巴基斯坦。以此方式就算捉了艾希曼，也不可能处死刑。

以色列在阿根廷绑架合法居住的艾希曼，本身是侵犯阿根廷主权的违法犯罪。但是阿根廷却不一定非要追究以色列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也不一定外交或外贸报复，但也不等于如阿根廷不会尽力履行东道主的庇护责任。这种国家行为在东方帝国文化中显得难以理解，因为这是比钓鱼岛国有化之类鸡毛蒜皮的小事，更伤及"国家的脸面"。堂堂国家为了两亿面子可以打几十万亿元的战争，怎么可能不报复呢？这样又涉及到民主社会（含国际关系）与公有制帝国文化完全相逆的司法原则：法治是为了阻止/减少犯罪，目的不是为了报复疑犯。

把法治视为对罪犯的强制甚至报复，甚至被法家暴政传统文化污染的台湾和香港文人的误解，称之为"吓阻""提高违法成本"。"吓阻""提高违法成本"作为司法目的的话，是建立在"不可能有冤假错案""法院掌握着绝对真理"的前提下的。否则完全可以象赵高或者曹操那样，找一些无辜的白鹅杀了，同样可以"吓阻""（显得）提高违法成本"。显然这是国家主义暴政，把自已站在元首统治者位置上的思维方式。法治不是为了报复，但是不排除报复作为减少犯罪（损失）的手段。如果报复不能减少犯罪，报复是没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