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经济不可能发达，如同中世纪欧洲不可能繁荣

明朝经济不可能发达，如同中世纪欧洲不可能繁荣；
明朝的君主承担了制度的后果，明朝的臣僚替君主承担了恶名；
明朝大部分"现代派历史"是凯恩斯主义改写的历史；
米塞斯：每当出现新的理论，历史就被重写一次；

作为历史学家，黄仁宇等人尽管是实事求是的睁眼瞎，但是比起袁黑明粉之类的天才绝顶的大话王，对我们来说是有价值得多！只要理解了实体经济学的方法论，完全可以忽略黄仁于和布罗代尔等人，明显是东施效颦的经济史的个人结论，轻易验证我们自已的预期。不理解大历史观的人，就会象马恩毛一样陷入精神错误之中：个人主义者可以采集如黄仁宇，朱镕基和雷日科夫提供的资料，却拒绝他们个人的观点！这些毛左哲学家甚至打算"精通哈耶克的博大精深的哲学"，以证明哈耶克是马恩毛哲学家，不难理解他们因此而狂燥。

苏杭现象既不是古代中国财税的特色，也不是中国特色。如同西班牙帝国在与明朝大约同期，也执行了类似的抑制新生经济产业的政策，以维持旧利益集团在政治上的垄断。苏杭现象实际上是任何中央集权帝国的政治特点，帝国规模越大，苏杭现象越明显。最终，帝国因为苏杭现象的极限，而在一个其实不太大的规模上，达到扩张的极限；在勉强维持一段时间后，开始持续的坍缩，直到曾经强势崛起的帝国灰飞烟灭。西班牙帝国的苏杭就是后来爆发反抗的尼德兰。尼德兰独立后，西班牙的财税转而压在加泰罗尼亚身上（前阿拉贡）。

如果资本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臆想的"封建社会后，社会主义前"的一个形态时期，而是市场经济达到一定的经济份额的表现；就可以直接排除，诸如"西班牙和沙皇俄国，及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性。在这些严酷管制的中央集权国家之中，可能存在着后日马克思主义极以形态在当时技术条件下的暴政极权，但不可能存在值得重视的资本主义萌芽。如果再理解中央集以帝国对苏杭现象的依赖，也将直接推翻黄仁宇，郭沫若和吴晗等人"明朝经济水平发达"的猜想。如同基督教断言的中世纪繁荣，是根本不存在的。

笔者不接受金庸所称的"明朝的君主，就平均素质而言，比清朝君主差几个档次"。这种所谓素质，本身既无法对比，也是无关紧要。如果对明朝下一个粗略的评价，笔者认为明朝的君主实际上承担了制度缺陷的恶名，而明朝的大臣，无论是严嵩还是被抹黑的袁崇焕，都是因他们君主的政策后果而承受了道德恶名。但是当明朝"生产力水平"被马克思主义者定为"前资本主义的发达社会"，并得到汉皇民族主义者等牛皮爱国鬼子的起哄称是时，整个明朝的历史也就象欧洲中世纪一样，被锁定在不可解的道德哲学的烟幕中，口水乱飞！

黄仁宇等历史学家，开始尝试从"政府财税运转的条件""货币条件与历史经济的相互作用"等角度去理解历史，无疑要比几千年的道德史在方法论上的进步，——>但并不等于他们的个人观点就是正确的，更不说明他们就是"经济史"的权威！他们实际上是用先验的"中央集权优越论（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去重写历史，如同米塞斯预言的："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理论，历史就被重写一遍"；凯恩斯主义盛行的20世纪后期的"经济史"，甚至是历史本身，大部分都是凯恩斯主义"重写"的历史的一部分。

这样一种"先验的社会理论"重写的历史，对于个体主义者来说，当然不可能作为现实社会理论的论明，否则就将构成逻辑上的"自证循环"。后者正是德国历史学派，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逻辑缺陷。这是一些盲目信赖黄仁宇的觉醒派的误区，在忽视了明朝极低的行政和税收效率，更忽视了明朝税负不对称的苏杭现象后，这些觉醒派因此而在政策立场上，而向马恩毛靠拢。既然黄仁宇可以在明朝亡天下的结局面前说"明朝因为太爱民，税收太低"，天朝税务总局当然也可以说"天朝更爱民，所以中国税负不高，还有增加的空间"。
思考题：大历史观的历史解读，也是社会进化论下重写的历史，请问是否也构成自证循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