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成熟后读古著,了解侏罗纪恐龙的活化石;
现代人的知识水平,远远超过任何先贤;
钻研古典名著的唯一意义,就是"左棍古董是怎么炼成的";
现代人的知识水平,当然远远超过先人。中国人的科学知识水平,仍然逊以于美欧和日本等西方社会,但却不见得比南美、东欧、印度、阿拉伯和东南亚等逊色,也肯定超过百年千年以前的先贤。此评价绝非贬低先人,对自已的过分拨高,而是因为知识本身就是积累的"共识"。我们能够看到先贤的文字,先人却不能预知后人的知识。除非"先贤"是某种神教信仰中的先知,反正其人已死,查无实据随便吹!连雷锋也可以精神起来,更不用说,当彼历史时代,确有尺寸真知的先贤学人了。因此举先贤之语录,掉书包!根本毫无意义。
今天社会的知识水平既然远远超过历史中的任何年代,读书之人如果是一张白纸之时,去接触古著如《道德经》《论语》《政治学》《逻辑》(亚里士多德)《理想家》《资本论》《国富论》《论法的精神》……之类,既无必要,也不可能超过读现代书的知识所得。因此如果一个后人,仍然以阅经的心态去读历史中的名著,只求摘取得一字半句的博大精深,这种人如果不是白痴,就必定是别有用心。这些考据家,如果不是邪恶的,就是没用的。以此法求学者,无论多么用功虚心,都将是浪费生命,甚至欲炼神功,引剑自宫。
古著不可能提供较当代综合的文化更多的知识,则就知识而言的所谓考据,就完全没有意义。即使是以历史时间的记载而言,也无非是间断的,不连贯的"脉冲"的某种记录。即使这种记录是真实的,也是不同的人自有不同的理解。此即"历史学派理屈词穷"之意,也意味着任何对于造谣之类的指控,都必定是违背个体意识主权的极权,无论在某些传统文化阶层,以为"惩罚谣言"是多么地正义,或对以下必然的逻辑结论感到难以接受:所有今天的文科的所谓"来源注解,出处"即考据,只不过是神学传统,其实没有学术意义。
因此对古著的阅读,目前可以理解的合理目的,就是《罗伯特议事规则》在现代社会公共命题的争论中的逻辑延续。当左棍及学者们委实不可理喻时,如"轮奸贱人无罪","居民自治是世袭身份的不平等(即反户籍制度)","一定要计划生育","一定要闹革命,统治阶级不可能妥协,妥协的一定是搞阴谋的","一揽子外汇储备的锚,增加本币稳定;高房价拉动经济增长,(张五常)","均衡经济中,增加货币,拉动增长(瓦尔拉斯-费雪-凯恩斯主义)"……等等,实在不可能有共识又不能置之不理时,读古书就用途了。
如果将阅读古代著作视为"找到说服左棍的理据",那将再次陷入理性主义的误区;但是如果错误的思想如果不是原创的,(性学博士方刚先生之"轮奸本无害,法治不公平"论,显然是原创哲学,但毕竟是极少数,也不会有生命力),就叫是某种群体生活经验的传承(尽管在公民社会的角度看,它是错误的),此即"存在即合理"(注意并非"当前标准是正确"),其源出处在当彼的历史年代,必有其"正确"的特定环境,即便如法西斯主义和极权国家观念。象俞正声同志称:毛主席发动文革,从党国言出发点必定是无可厚非的。
因此找到左棍的与其同主张的错误观点的源出之处,至少可以知道,这些可怜的人形古董,思想认知还停留在那种可怜的远古,他们在远古的那种天堂,毁灭于何种人祸灾难;今天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何种相符与相悖之处。化石是稀有的,活化石作为标本,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远过去的真实生活和人情世故,也不难理解,跟侏罗纪的活化石,争论生蛋好还是生仔好,必定是不可能达成共识。不过,侏罗纪公园的恐龙如果失去控制,必定会造成某种人间悲剧;尽管新奇的侏罗纪世界,必定可以吸引部分无知少年的精神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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