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不能足够简单地完整表述法治的概念

汉语未能足够简单地完整表述民主与法治的概念；
法官和陪审团认定证据和排除疑证的权力组合，及"藐视法庭"；
犯罪，证据和绝对权力的逻辑关系；
[proof=绝对的权力＋evidence][guilty＝绝对的权力＋proof]；
法治之"疑罪从无，疑证从无，默认权益归于个体"的科学根据；

社会观察和分析方法的科学性依据是"实证"。实证条件在个体绝对权力之心证或专制极权的君主权力，或公共讨论中的客观事实（如犯罪事实，或讨论者之中的共识）下，均存在而令逻辑成立。但是在民主社会即公民社会中，除个体的私有领域的心证以外，公共领域不复存在（本操纵于君权手中的）绝对权力，公共讨论中的客观事实，取决于疑证从无后的共识。因此了就必然地形成了民主社会中的法治原则：疑罪从无，疑证从无；谁主张谁举证。在举证事实的共识（证据）下，再展开任何意义上的公共讨论，止步于法定权力。

因此就有了法治条件下，经常性地被汉语混淆的英文概念（各国法律都深受英国普通法传统的影响） "evidence，疑证"和"proof，证据"的重大区别。类似的区别也出现在诸如regulation，常被混淆于极权的管制与法治下的公共约束；或如平等与平均；或如民主讨论之concur与朋党相援的"支持"。类似这样的汉英词意的冲突，以致于可以说，汉语文化之未能实现民主的社会，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汉语贫乏的定义表述能力，还不足以完整地让中国人理解民主的概念，汉语的道德表意上的发达，却进一步混淆了简单的概念。

"evidence"和"proof"在汉语中的常见翻译，都是"（真实的）证据，事实"之意。因"真"之意而常被汉语意译的词汇还有"fact,事实，常指情节和事件""real，真实，常指背景，场景"。但是"fact in real,real in fact"之下却仍然是evidence，未必称得上proof（证据）。构成proof的逻辑要求为最高，不但必须是实体，而不允许是非实体的"道德，信仰，真理"之类；（参考奥卡姆法则，如无实证，不要引入实体），在一般的讨论中必须是各方对实体证据的共识，而在司法上的proof的认定是法官和陪审团的法定权力。

在西方法治之中，法官具有认定和排斥证据的权力，陪审团不具备认定证据的权力（低于法官）和排除疑证的权力（高于法官）。两者的权力组合，所体现的就是"疑证从无"。法官和陪审团在此案裁决中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漠视法庭出视的证据，将被判为藐视法庭。法官和陪审团不是没有错误，但是其错误的纠正仅在于公诉方的抗诉和被告人的上诉。理论上，因为公诉方（一般是检察院）可能存在司法腐败，按默认权益归于个体（如前理由，没有绝对的权力）原则，公诉案件的受害者应有独立的上诉权，但此权被中国法制剥夺。

相比之下，evidence就是社会观察和分析方法的科学方法论，在公共讨论（如司法环境中）不具备实证意义的结论。以辛普森案为例，普天之下都认为辛普森案的犯罪的evidence是proof，但是只要还有人异议（如辩方），并得到了陪审团的附议（排除疑证的最高权限），则多数就必须服从少数，归于evicence而疑证从无。evidence也可被视作"实证"，但只限于绝对的权力的行权领域，即"谁主张，谁维护"。常见的有个体的心证如自卫判断，统治者的绝对权力（常被称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法定如法官的权力。

绝对权力下的proof，随着绝对权力的消失，就将成为evidence。简单的公式表述就是[proof=绝对的权力＋evidence]。在实体法的法制下，犯罪本身就是取决于个体事实上的实体，因此上述公式在罪名成立上就是[guilty＝绝对的权力＋proof]。当绝对的权力是同一主体的行权时，（如同一法庭权力下），当然就简化成[guildy=proof]和[guildy != evidence]，此即"疑罪从无"。由此可以看到，每个人的心证之认定某犯罪和证据的存在，都只是evidence，只有司法认定之proof才是案情讨论，如起诉和辩护的逻辑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