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睿智和左棍级的谬误；
中国启蒙状态下的愤青愤老们，下意识地会讨厌霍布斯的《利维坦》《法律的诸要素》《论公民》等著作，（印象中这些著作甚至没有中文版本），同样地也会讨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但一般不会拒绝柏拉图的《乌托邦.理想国》，（奇怪的选择逻辑）。要求这些人，通过EdwardCoke的《判例》（reports）《法律总论》，了解一下普通法CommonLaw与大宪章之间的联系也不太现实。但是，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要民主（一般不喜欢美式民主，但喜欢法国大革命，北欧模式之类），一般没有读过联邦党人文集。
卢梭以其激进和浅薄，不但赢得了17世纪法国贵族妇女的欢心，也以其大革命的狂热，成为中国革命愤青族的至爱。相对而言，伏尔泰显得更温和一点，但只是一位西汉东方塑式的文人。私下认为，易中天先生与伏尔泰当年在法国的角色，挺有点相似；而梁启超和胡适，就有点象当其时法国的孟德斯鸠。观点较温和的孟德斯鸠及其《论法的精神》，也是卢梭的导师；可能是愤青愤老一族及其公知，与笔者之阅读，最有可能重合之处。如果孟德斯鸠象卢梭一样生活在法国底层，认定统治阶级不妥协，说不定就是第二个卢梭，反之亦然。
阅读《论法的精神》，笔者首先惊叹孟德斯鸠对民主的洞察力，以其同事代人的标准而言，可以称得上是先知。事实上也超过了绝大部分中国右派的民主知识水平。最起码，笔者自以为首先地加以阐述的国民主权原理，以及共和国与联邦的区别，以及君主国与贵族（寡头）专制等方向的知识，孟德斯鸠基本上已经基本上加以阐述，（第二卷，关于共和国，及联邦）。同样不可轻视的是，咱国的民主派公知们，具有象卡尔马克思一样的特异功能，他们能够忽略孟德斯鸠著作中几乎所有正确的内容，而将错误的内容，总是能够发扬光大。
孟德斯鸠是17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哲人，理解其时代背景是非常重要的。《论法的精神》不是一部可以引据的经典，但是可以让我们理解，四百年前，较之英国实际上是后进的法国思想法家，已经到达了何种的境界，早非中国孔儒道佛学者所能企及，以及孟德斯鸠本人，以今天的个体价值观标准，如何迹近左棍。《论法的精神》是一部多逻辑系统的论著，既可以揭示当其时欧洲大陆，对于民主与法治的顿悟和过程，也了解当时的欧洲对于征服和扩张，是抱着何种逻辑的启蒙和愿望，了解马克思他们愚昧无知，同样地出自何处。
尽管《论法的精神》有着大量（以当时标准言）令人惊叹的洞察，但是缺乏逻辑前提，结论是荒谬的占大多数，包括其中最为广被引用的"三权分立"。后者笔者已经反复解释其局限，此处不复详述。《论法的精神》以人权个体的观念衡量，是明显的糟粕，以孟德斯鸠对人权与自由的理解，如"自由取决于道德水平，自由是做法律许可的事"，只不过是对封建社会的重申，——>孟德斯鸠的确生活在封建社会。将孟德斯鸠的自由观念与霍布斯"aliienable,不可让渡的个体权力"相比较，可以看出孟德斯鸠与英国的霍布斯明显的差距。
忽视孟德斯鸠的睿智及其处于17世纪封建愚昧的法国专制时期的背景，而批判于《论法的精神》中的谬误，不是对孟德斯鸠的客观中肯的评价；过分抬高孟德斯鸠如《论法的精神》所体现的洞察力夸为权威，则更加有害。从今天中国公知们，反反复复地谴责所谓的"缺乏信仰""没有诚信""三权分立""党内民主"……。笔者可以看到这些公知，对孟德斯鸠显而易见的错误的重申。要求封建社会时代的孟德斯鸠，达到《通往奴役之路》的对个体主义的知识水平，是过高的也是没有意义的期望；但是对于中国公知，这一要求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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