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国持续的批斗大会

法学视角中的文化大革命，批斗大会，扣帽子
被批斗者是政治道具，真正被"教育者"是批斗的群众
批斗大会不是司法概念，是政治权谋，统治手腕，政治动员；
批斗大会中的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互换，毛主席是唯一的大救星；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国持续的批斗大会；
批斗大会的上纲上线和全国漫延，都是正反馈；

 

法学对文革"批斗大会"的理解，是针对"量刑，执行"，不是针对"罪名成立与否，对证据的衡量和讨论"。批斗大会意味着执法者合法性不足，试图从批斗大会的群众情绪中获得更大的合法性；随时镇压"群众中出现"的反抗情绪。因此批斗大会是多数人暴政的"钓饵"镇压，批斗大会中真正的镇压对象，不是已成待宰羔羊的"（早已定罪的）罪犯"，而是搜罗群众中的"同情者，不积极者"。此即批斗大会的最妙之处：被批斗者实际上只是政治道具，真正被批斗者是群众。批斗组织者将其理解为"教育群众""法制教育"。

批斗大会合法性不足，有可能是缺乏运转批斗的绝对权力。如乌有之乡毛贼在全国对茅于轼老人的迫害，也如马恩毛狗在笔者后花园折腾的批斗大会；但也有可能是绝对权力的拥有者，针对民众的镇压力量不足，因此用批斗大会作恐吓，如文革的批斗大会。文革的批斗大会能够把受害者置上案板上的鱼肉，对于受害者而言，当然是绝对的权力；但是此绝对的权力却没有用于对受害者的审判司刑，（否则就不需要批斗大会了），却用于召集批斗大会，仅作为幕后的权力！则是投入此案的权力不足，针对不积极民众的镇压能力也不足。

批斗大会实际上不是司法概念，而是统治者的政治权谋、统治手腕，和政治动员（运动）的可选择方式之一。此处不考虑其对与错。由于批斗大会是政治性，而非司法的（更谈不上法治），因此批斗大会的特点，是只有批斗者"罪犯"，却没有"犯罪的受害者"！也谈不上证据。批斗大会实际上是以莫须有为始，随着批斗的升级，群众提供的evidence在主持人的无条件接受下，自然越来越多，刑罚也自然越来越重。这是正反馈的过程，与被批斗者本身言行并无绝对关系。如果幕后权力者不叫停，任何被批斗者都将是死路一条！

批斗大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本质上是统治者借被批斗者的痛苦甚至死亡，考验参加批斗大会的人民群众对统治者的忠心。对其中的疑似不忠心者，作恐吓和镇压，甚至作为下一批被批斗的对象，统治者称之为对人民群众的（法制）教育。可以看到，批斗无论无论是在大会本案，还是批斗之再批斗，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批批的新的"疑似敌人"的批斗、镇压，都是正反馈的逻辑过程。这也正是毛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奇妙之处。如果说最初的批斗是针对谓的老干部老右派，当毛主席叫停对老右派批斗后，就轮到了造反派红卫兵挨批斗！

被毛主席叫停的老右派们，自然对主席的恩情更感恩戴德。类似于古代的老皇帝临死前把官员干部关进死牢，新皇帝登基就大赦之，老大臣死里逃生，就感恩戴德地成为新一代忠臣。然后就轮到了邹渊来俊臣式的"请君入瓮"！挨整的造反派红卫兵，不认为是毛的阴谋，反而认为是老右派被批尽，由此循环往复。推而广之，整个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一场全国性不间断的批斗大会，无论是被批斗者还是批斗的群众，都沦为整个文革批斗的权力中心之毛主席的人质！毛在大饥荒后丧失殆尽的合法性，全凭文化大革命救心丹的延续。

马恩毛狗称毛主席的文革的目的是反腐败，在实体法学角度上看是殊不可能。因为批斗大会的起始罪名，俗称"扣帽子"本来就是莫须有的；批斗大会既非司法，被批斗者未必是腐败分子，腐败分子未必被批斗，两者之间完全没有逻辑关联。谁被批斗谁能逃过一劫，取决于谁让领导同志看着不顺眼。先是毛作为唯一的领导同志，把下面自刘少奇开始的顶层官僚过滤了一片，然后是这批被批斗过的再过滤下一批，直到造反派红卫兵自已成了倒霉蛋！当一些人动辄把别人的evidence个人观点视为扣帽子时，大概是批斗大会之惊魂未定。
ps:斯大林采用清洗，毛用批斗大会，与其统治基础有关；所谓毛一直牢牢控制中国政治，是后人的意会；毛早期只是毛党的教皇，先知，后来才变成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