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制内外民众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专制共同体与体制外民众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民主社会"中止人身保护令"的温和和法治流程；
专制政体"主权及共同体"不含国民，而对国民主体的"征服，统治，管理……"；
专制政体下"压迫与反抗""民主与民粹"的矛盾犬牙交错；

 

中止人身保护令是主权及其共同体为维护自身的安全，而不惜对他方人士的人权完整性的侵犯。民主社会显得相对温和，原因就在于民主本身就是居民自治的共同体，因此除侨居（如美国绿卡）和旅行者（签证）以外，内部几乎不存在"他方人士的人权完整性"，同时内部犯罪，按"从疑证从无，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可以进入进入司法流程筛选或司判，（除非轻罪的被告人，自愿放弃美国国籍并离开美国，也就不再是"共同体内部人员"，因为缉捕成本高而且是轻罪，而不值得追捕），因此无须依赖于中止人身保护令。

专制政体的问题也在于，使用"主权及其共同体"来衡量中止人身保护令的行权主体，就会发现被行权压迫群体是本国的臣民，（这些国家的侨居和旅行者也比较少），即臣民在专制政体中被看作是"外人"，只有共同体内才被看作是自已人。后者的典型就是"一党治国""党天下"中的执政党。以中国现实而论，不要说共产党以外的所谓中国公民，实际上被视为被压迫的"外人""贱民"；实际上绝大部分中下层的共产党员，也同样被看作是"卑贱的农奴"，同样是外人贱民。中国之不可能多党制，其中一个原因也在于此。
ps1:如美国的党实际上是共同体内的派party；中国的总体党则本身是共同体，从而成为（只不过）是对十几亿人的征服者；两者完全不同；

罗马法学家和基督教对罗马当时家庭中的奴隶制的渲染，"每个罗马家庭中都有至少有一个敌人"，无论是情绪上还是现实威胁的渲染其实是过分的。最起码，罗马的奴隶数量并不大，分散，罗马的奴隶主对于奴隶也是仁慈的；诸如矿工、舰队、桨手、角斗场的奴隶，"必须凶残"时，都尽可能竭泽而渔，让这些数量更是一小撮者尽快死掉，以免留下生存的仇恨。但是对于专制政体下的国家来说，"主权及其共同体（体制）外的整个社会，都是国家的敌人"就一点没错！尽管体制总是歌颂其共同体僭占的所谓"祖国"。
ps2:西方对奴隶制渲染的过分，需要对奴隶制有更全面的了解才能理解，参考有关博文，此略；

同样的（至少是类似的）宣扬"人道主义"的传统文化影响下，丝毫不必怀疑专制政体的主权及其共同体，对于被他们统治（俗称"管理社会"）的贱民，本意是仁慈的，博爱的，为他们服务的……，（省略了几万个大家都熟悉的形容词）；但是"整个民众社会，都是专制主权及其共同者（体制）的敌人"，就殊非虚言；原因并非因为这些统治者的出发点是坏的，而是整个民众社会处于被压迫的痛苦的现实，而他们的数量是绝对多数的，聚合的，说着同一种语言的；更麻烦的还是国际上还有很多惹不起的帝国主义的大不同世界。

专制政体在对国民行使"中止及限制人身保护"的权令时，始终处于一个矛盾的处境：当采严刑峻法的极权政治时期，将严重削弱他们当前的执政合法性，导致里应外合的所谓革命变得合法化并易于贯彻；但是当些专制政体采取宽仁开明之策时，又会暴露他们当前的执政合法性的天然不足。这种不足甚至表现在专制政体自已的宣传的逻辑结论之下，象中国党宣称代表了先进性，则显然的不是代表了国民的利益，而是被称为先进性的sth else ；并且这种先进性是建筑在国民摸摸腰包总是少了点救命钱，身上总感到被割了块肉的痛苦上。
ps3:中国党及其共同体内部的"中止人身保护令"，目前知名的有"双规，中国式看守所"；

专制政体在行使"中止及限制人身保护令"时的逻辑矛盾，在专制政体试图向民主法治的社会过渡的时期，因为传统文化对于民主法治的反动，而显得愈加复杂至犬牙交错。原因就在于，后者传统文化对民主进步的反动即民粹冲击波，总是与国民社会反抗专制压迫的自卫，交错在一起；而专制政体对国民自卫的镇压，又总是与对民粹冲击波的防制，交错在一起；甚至于"中止及限制人身保护令"被一些号称"民主进步"的学者（如秦晖）错误地理解成"低人权优势"，后者同时质疑着《通往奴役之路》，不适合于专制向民主的转型。
ps4:在人权不可让渡的前提下，以上错乱都可以离析，但在人的权利神圣的前提下，除非偷换概念（如哈耶克），否则根本不可能理清；
ps5:哈耶克在"普通法法治国"中的自由理论，是目的是好的"概念偷换"，马克思主义是目的不良的"概念偷换"，但都是概念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