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枉法，坏事做尽

郑民生陈水总的同情者，没有底线的民粹情结；

有人将杨佳也视作"个人恐怖主义"，I do not think so！杨佳先生认准目标报复对他个人的侵害，并无残害无辜的本意。从其他角度来说，当然可以说受害的户籍民警，跟伤害杨佳的外勤民警不是一回事；但是杨佳不具备此分辨能力。这就如同被日本鬼子或者被毛狗鬼子杀害亲人的同胞，找毛狗或者鬼子报复，未必刚好能找着"凶手"。如果说不太准确，充其量是"误伤"的"附带伤害"。因此杨佳是报复具体的单位，而不是象郑民生或者陈水总这样的恐怖主义分子。无论任何角度，都不能说郑民生和陈水总是"报复误伤"。

杨佳以其没有故意伤害无辜的良知，还可以说有点让人同情之处，当恐怖主义残害无辜时，恐怖分子本人是否"曾经遭遇不公平"，已经变成苍白的可忽略的细节；"同情恐怖分子可能遭受的'不公平'"，饱含着人类社会最残暴、最下贱、最没有人性的愚昧！因此当民粹分子竟然"同情郑民生和陈水总"，极可能只是试图利用捞取政治利益时，已死的恐怖分子本人已经变成苍白的可以忽略的细节，最值得谴责，或者说最值得警惕、警戒的，是那些恐怖分子的民粹同情者！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人居然自命自已是"民主斗士"！

象童大焕先生表示了对陈水总郑民生的同情，其一可能是因为乌有毛左胡锡进先生，"不幸"发表了一段完全符合普世价值观的短评，为了抬杠，革命民粹就自已跑到比极左更不如的地步；其二则是童大焕先生，任何时侯不忘"反户籍制度"，阿猫阿狗也要抓着，自以为给自已添分数。尽管陈水总一案甚至可以说是"反户籍制度"的反证，但笔者甚至不愿使用如此肮脏的"证据"，用于反驳童先生的理想；一来根本不需要，二来陈水总残害无辜已经超出了人类良知的底线，古人尚且能礼不伐丧，不乘人之危，不取不当之利呢！

陈水总郑民生的同情者之愚昧，就在于他们尽管是无可置疑地民粹，却不懂民粹的ABC。民粹的特征是侵害私有权益（不介意无辜不无辜），民粹的政治诉求是对统治者革命，直到统治者符合民粹的要求（血酬），但民粹的道德号召是"向弱者倾斜"。因此恐怖分子的同情者就以为，挖掘恐怖分子沦落前"曾为弱者"的细节——>仅仅是可能！而无辜的受害者却是事实，民粹却没有意识到两者的根本区分，——>民粹以为，因此就可以作为对统治者施压的压力。象童大焕先生说，如果统治者提供了高福利，陈水总就不会走上绝路了啦！

民粹的本意倒未必真的为了替恐怖分子开脱（横竖陈水总郑民生都死了，开脱什么呢？）。如果拿着童大焕先生等人的宏文，批评他们"同情恐怖主义"，童先生还未必承认呢！但如果已经存在恐怖主义的无辜受害者，那么谁是弱者呢？如果任何人自以为受到冤屈（或真或假），就可以滥杀其他无辜的话，那么意味着，任何人只要声称自已是弱者（比方说是穷人），就可以道德高尚地滥杀无辜了。这难道没有先例吗？想想毛革命是怎么来的？陈水总和郑民生的同情者，可以说又给公众上了一课，让公众知道，什么叫"没有底线"。

象童大焕这样的，陈水总郑民生的表面的同情者，也未必真对恐怖分子有什么好感；说不定是因为恐怖分子已经死了，总以为需要为悲剧找一个责任人。要把陈水总的罪恶怪到政府的头上，不转转民粹的路子是走不通的。恐怕这就是胡锡进之所以忽然普世价值了，而革命党就忽然成了可憎的恐怖主义者之故。但是，难道政府真的是万能的，要对世间所有悲剧负责吗？还有一种人，可能是为了让陈水总作曾一个穷人的极端行为"显得多少有点正义的理由"，就不得不跑到陈的冤枉上去了，此即中庸之道的"中庸枉法，坏事做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