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是深不可测的，制度变革，绝非某一个人或集团所能

建构主义依赖宣传，反谷物法反复争取，again,again，and again;
统治者对革命的信仰不可能妥协，但是对废除谷物法乐意妥协；
革命峰的人民群众"坚持利已的谷物法"更难妥协；
革命的误区，在于强制统治者向谷物法妥协；

传统文化的环境变量，对于具体个体的行为选择的影响无法预测。传统文化对于一个社会的彻底转型，到底有多大的阻力也是不可预测。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彻底转型"本身就是一个不明确的目标，如同"一个人彻底成功，我要成功……，共产主义"，都是一些模糊的目标。因此，如果致力于"改变，改造"传统文化，强求启蒙所有人，就会沦为建构主义的一部分。建构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宣传"，实际含意就是"改造传统"。自然转型的重要特点，就是没有泛泛的宣传，但有具体的"反谷物法"不懈坚持。

"宣传改造传统"，即所谓"信仰的争论，让老百姓有信仰"，信仰本身既是当当权者专政的绝对权力的强调，即所谓的"（实际上是枪杆子的）理论自信"。对于如基督教这样的"在野总体党的信仰"来说，的确意味着对当权者的颠覆。无论是当权者的专政的宣传，还是作为在野者"启蒙全人类"，不要说小民百姓任何团体不能完成此任务，就算是独裁者得到多数人的拥挤，对于少数被"强制启蒙"的人士来说，都等于是"强制洗脑"。盲目的宣传（洗脑）在事实上无效，当权者就会倾向于肃反镇压，在野派就会条件反射闹革命。

但是如果确认一个具体的废除谷物法的目标，如"废除某项国家标准""阻止证监会狼牙棒继续挥向散户投资""争取某些有条件的省地区和城市自治"，等等；就可以衡量传统文化对此"局部"的影响，同时废除谷物法的利益波及也是统治者局部局部的。此即反谷物法与革命的根本不同。在介于"信仰交锋"与"反谷物法"交界的焦点，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入宪。它相应于传统文化中可以被系统设入的"默认变量"。它的意义并不在改造整个传统文化，而在于让整个反谷物法的系列，不再遭受传统文化无厘头的批斗。

大革命的误区就在于从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战争传统出发，先天性认定"统治者是不会妥协的"；——>与此同时，错误地把"托克维尔脊"的国民小私，当成了掌权的统治者！这种误区是基督教文化所特有，而不见于其他传统文化之中。在中国传统的孔儒文化之中，如果不是革命为了找口饭吃，就是革命队伍替天行道，从而预留了与统治者妥协的地步，也没有象马克思主义那样，大脑急转弯地把"对统治阶级的革命"，转移到特权边际线以外的小老百姓的身上，自费的马恩五毛居然还能厚颜无耻地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

统治阶级如马恩毛无赖阶级，可能是不会妥协的；但是统治者却是精于妥协的，如果人民群众要搞党内民主国进民退，统治者必定就会顺水推舟；如果连体制外的贱民，也跟着马恩毛狗嚷嚷冷血政策的所谓民粹公德、无私信仰，则统治者绝对会与"公有制共识"妥协。统治者如果不是精于妥协的，他就不再是统治者。如果体制外的贱民，能够明白自已的利益，不再指望特权边际把自已恩惠成"人上人"，那么统治者还会衡量冷血政策的不能持续；但如果连受害者也长着统治阶级的大脑，把谷物法当成政府作为，统治者还能怎么样？

传统文化是深不可测的，改变整个制度，绝非某一个人或集团所能；建构整个社会，甚至独裁者也将徒劳无功；但是侵害我们小民百姓的林林总总的谷物法，却是我们可以感受，可以衡量，可以反对的。所谓谷物法，就是统治阶级"党内民主＝边际推进定律＝残民以逞"的，种种牺牲体制外小民百姓利益的"行政垄断"！如果小民百姓要求的是废除这些谷物法，那么统治者至少可以在"国民公众反对 vs （党内）干部群众支持"之间衡量谷物法的存与废，但是如果连小民百姓也"政府为什么不管"，请问统治者还能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