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制度是把生存危机强加给贱民

封建制度是统治技术的进步；
封建制度是平民生命财产的地狱；
封建制度是把生存危机强加给贱民；
欧洲在封建过程中损失三分之二的人口；

站在奴役制中贱民的角度，封建社会谈不上什么进步或者落后。无论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者们，如何鼓吹中世纪是社会进步，无可置疑的就是，跟贱民的生存状态无关，就算有生产剩余，也只不过是为贵族领导增加点奢侈品，让贵族打赏他的忠心奴隶，改善一下生活。但是如果这位奴役制中的人科畜牲，长着统治阶级的大脑的话，将发现封建制度较之奴隶制，确实是令政治更稳定的"进步"。

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稳定了税收。令国王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或者个人家庭的消费，都有习惯的比例可以遵循，也就减小了浪费。时间是最好的老师，就算某些年月或奢侈或过俭导致了不良后果，只要税收继续是稳定的，后任的国王也就可以相应地调整政策。从"政治稳定压倒一切"的君权利益出发，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度，无疑是"政治艺术"的巨大进步。

封建制度的实际含义，是把税收不确定性的成本转移到贵族治权上。为了换取贵族对承包税额的诚信，君主一方面把贵族残酷对待属民的革命权力，下放给贵族；另一方面默认贵族对封建特权的国企Charter私有化，直到贵族自已破产为止。在贵族保证履行对国王的税务和役务的义务的前提下，国王和教会，才以信仰的名义贵族的身上，留着道德的血液，即所谓向弱者倾斜的人道主义。

对国王的义务是法律的义务，如果违反就可以夺藩！而人道主义如果贵族为了应税，对下属贱民太残酷的话，则取决于国王自已的财政是否紧张。如果国王自已也需要钱，就会帮着贵族镇压反抗。如果国王手上比较宽松，跟这个"不人道的贵族"关系也不太铁，就有可能借口人道主义，剥夺贵族的Charter特权。这种情况广泛见于日本德川幕府，但在英国剥夺穆斯林土邦主的封建权时，惹来了大起义。

欧洲社会是一个国际环境，无论是大国君王的革命理想，还是小国君主的战战兢兢，都是挺花钱的。所以封建制度较稳定税额，也只是相当于东方帝国的中央集权而言，从长期规律上看，也象天朝今天特色一样，无论外汇储备有多少，预算上总是处于危机状态。这种赤字特色，一方面培养了善于借钱精于逃债的宫廷犹太人如罗斯柴尔德，另一方面就导致基层贱民的生存处境，实际上是恶化了。

因此封建制度从经济学成本的角度考究，就是政府为了扩大税收，通过包税权把不确定的社会成本，转嫁到贵族承包身上；同时通过分封，把贱民奴隶的反抗，总是局限在一个个小地区的零散群T事件；最后是通过半强制性的措施，在对贵族施加道德血液的高压的同时，也向贵族施加高税收的压力，最终把社会成本转嫁到基层民众的身上，同时把贵族的道德把柄，牢牢控制在君主的手上。这就是原罪之一！

从生存效果上，就导致封建社会的人口，较之奴隶社会更为减少。以欧洲农业条件最好的法国来说，中世纪最黑暗的千年之交，整个法国境内只有500万人口！而在凯尔特人时期（恺撒征服前）的人口超过1000万，在罗马安东尼王朝时期达2500万！罗马时期的高卢，已经无地可垦，阿基坦和波尔多还大量出产葡萄酒。到了千年之交时，整个法国的90%是荒芜的。（布罗代尔《法兰西人》）

尽管经历了中世纪早期（8-11世纪），自隋唐温暖期后出现一个小冰河期；但同期的宋朝和孟加拉，以及阿拉伯帝国都迎来了农业和人口空前的辉煌，则欧洲人口的锐减，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封建制度的确立。考虑到当时的人口聚居处的密度，反而比罗马时期大了一倍！那么从某种口径，倒也可以说生产力"提高"了。不过三匝轮耕重型轮犁这些先进的农业技术，实际上在11世纪以后才开始普及。

绝大部分公共知识分子，没有自治的意识

国产公知的愚昧素质；绝大部分是"通往奴役之路"；
公有制社会总能达成"改变"和"公有制"的共识；
中国社会还没有达成"改革""私有制"的共识；

象中国这样大型的小宇宙，无论中国人的民主素质有多高，都不充许实行"一人一票"。实际上以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平均水平而言，中国人的民主素质确实很低。绝大部分公共知识分子，没有自治的意识；绝大部分民主派是革命思维；所有小农牛二，没有尊重私有财产的底线；所有的毛左没有道德的底线；——>但是绝大部分公知，赞赏马恩毛左是"有信仰的"！指责民众是"缺德的"！
这些国产的公共知识分子，除了良心一般性地，都多得可以喂狗以外，（是否象孔庆东老师那里良心喂了狗，是有没有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绝大部分都没有意识到私有制的原则，他们所谓的民主，只不过是"一人一票监督下的中央集权"。至于一人一票是否能监督中央集权，他们根本不管！至于一人一票是否有实际作作的可能，他们根本不管！所谓一人一票，就成了老套的奴隶革命的新借口。

缺乏私有制原则的所谓公知，与马克思主义一样把"交易创造价值的民主建制"和"统筹社会财富（即计划经济）的再分配"混为一谈，贬低前者而实际上要求后者，却自我掩饰为"学术分歧的观点争鸣"。这些举着白旗发动进攻的良心鬼子，其自相矛盾强大得，可以社会改革成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如果他们真的有点社会学常识的话，也可以辩证成资本主义的方案；只不过随机的偶然。

今天中国社会真正"达成共识"的，不是改革而是"改变"。仅以左与右作比喻，山城尝试的文革是一种"改变"的试点；除非严惩非法行黑的薄主教，否则无法摆脱，实际上中央是安排了作文革试点的嫌疑！只要想想"特权私有"的巨大诱惑，就不难理解文革专制模式，对于世袭了革命血液的毛左奴隶主来说，是多么诱人的大蛋糕的独占！居然还能以"向弱者倾斜"的正义名义！毛奴和牛二不多，才怪！

试行国企的私有化（注意有两种解译）也是改变，从下而上建立地方自治体系，让民众自已管自已，而不用依靠空降的大青天黑吃黑，也是一种改变。公有制社会总是人人不缺信仰的同时，也人人自危；要达成"改变"的共识，一点都不难；要把改变命名为"改革，公平，民主，"更容易。但是否应该达成私有制自治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就远远谈不上共识。即使是在公知之中，也只是一小撮人的"幻想"！
国企的现状就是冗员低效益，依赖于行政垄断和金融资源的倾斜，依靠着凯恩斯主义的利益链，通过国企向政府财政输送效率低得多的税收和实物税资源，却自称是"无私的长子，向弱者倾斜，垄断了国计民生，养肥了特权工人……"！国企无疑是要改变的，但怎么改变，即使是在"私有派"之中，就"什么是私有化"的简单问题上，都没有达成共识；在"是否要私有化"上，更没有达成共识。

在国企是中国经济的万恶之源这一事实，还被各种先进性的哲学道德掩饰时，所谓的改变很难称得上是改革，尽管任何改变都肯定有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但并不等于这种改变，就是对大多数人有利的。公有制的改革主导者，当然是最明白国企不中用。但是国企的大窟窿，至少当前还可以通过货币手段和垄断政策，通过股市圈钱转退到民众的身上。更强化地剥夺民众财富，更加补贴烂国企，也是一种改变。

按照封建社会"国企私有化，与国家达成包税契约，保留行政垄断的Charter"也是改变，而且肯定能够达成"削减政府成本，基本稳定税收"的目的，——>这正是封建制度的根本意义！实际上是把专制成本转移到贱民的身上。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恰好与之配套。取消国企的特权后，不能维持的全关闭，还能维持的全拍卖，拍卖所得补充社保欠帐，也是一种改变。扪心自问，这些改变达成共识了吗？

东方民众缺乏对西方社会的了解

东方民众缺乏对西方社会的了解；
不了解基督教左派，就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
西方基督教左派的立场接近于中国怪胎民主派；
国产的公共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是马克思主义模子铸出来的极左；

缺乏对西方社会了解的人，也会缺乏对西方左派的了解。其中既有抱着马克思主义，这一集西方左派之大成者的哲学信仰，不停叫春的各类道德大师；也有不知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内在联系，抱着孕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督教传统的美德发情的拜上帝教。除去暴力内斗的阶级斗争的话，马克思主义甚至可以看作是原装的基督教传统文化的翻版。公式是（马克思主义＝暴力阶级斗争＋基督教传统文化）。

西方传统的左派基督教社群，既是西方社会今天通往奴役之路的内因，也是在全世界推行"普世帝国的价值观"的积极分子，同时也是对中国抱有成见，老是为中国人出馊主意的好心人士。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福利主义和今天的所谓新制度学派，其实全是这些西方左派的馊主意。他们对中国并没有什么坏心肠，确实是好心的，但全是馊主意！这是中国左右派意识形态分子，都没有意识到的。

最近有两个例子。一个是重庆薄得到高升荣退以后，美国的左派采取的就是今天中国大陆怪胎民主派的立场，将对文革运动的阻止，简单视为"权力内斗"。对这些宁愿全中国人民与所谓共同党同归于尽的西方左派友好人士们来说，中国没有再来一次毛灾大浩劫，大概是推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拖慢了中国普及基督教普世人道的步伐。海外人士唯恐中国不乱的好人心意，咱们中国人小百姓真是心领了。

当初薄主教在重庆搞文革，号称打黑时，国内这类怪胎杂种不是默认就是喝采。赶到薄荣退双规，这些中庸王八蛋又好象挺中间派似的，各打五十大板。这些所谓的中间派是什么嘴脸，到底比毛左造反派好点，还是更坏点，各位也自行斟酌。近来在美国鼓噪混淆着（户籍制度＋血汗工厂＋农民工）的神话故事是第二个例子，别以为是毛左原创的，这种料子八成是这些怪胎牛二为美国左派编造。

以这些围绕着富士康公司的谣言，虽然已经证实是假的，其套路都是老得掉牙的古董。自当年马克思主义联合费边社，编排所谓"曼彻斯特的童工""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印度家庭纺织的童工"这些故事时，一直就是这种煽情的民粹。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者是这种煽情的主力，基督教左派如社会民主党，才是这种煽情的主力。早前就出现过谩骂印度用童工织输美国的地毯，实际上是要求提高对印关税。

对于为了革命才活着的脑残革命家来说，这些谣言虽然荒唐，那可是"为革命造谣"。表面上是针对富士康这类台资民企（从而得到了毛左和朗咸平等人的拥护），实际上是针对中国政府（得到了怪胎革命党和西方极端分子的拥护），进一步是针对小民小私产者（得到小农牛二的拥护）。但对于我等小私市民，如果不希望在革命高潮死于乱军之中的话，听起来就委实刺耳。还不如及早宰掉这些革命专业户。

这些现实例子再次提醒中国同人，更多地了解一下西方，了解一个美国，了解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千万不要以为美国人都是民主道德教的圣人门徒。美国左派左起来，文革集团的乌有毛左只能拜下风。另一方面，那些以为民主革命正在风起云涌的脑残革命家们，就总体而言看看中国的所谓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总体上多左！这些公知有有多大程度，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模子铸出来的。

如果不转变革命思维可能会问"那就靠美国的右派，不行吗？"——>如果真的是右派，就不会管万里之外的东方的"革命浪潮"了。听听弗里德曼的话："……如果（中国和日本）愿意低价出口，不用要求他们升价。他们的产品可以很方便地储存起来；我们的产能可以很容易地封存起来，直到他们不能再出口时，美国再启封；美国不需要主动改变他们，他们会自已改变的……"——>这才是右派！！

中国的集权程度是人类历史上的世界冠军

中国历史的集权和改革，两个过程有中国特色；
罗马－拜占庭和哈里发帝国政治模式大同小异；
中华帝国的集权程度是人类历史上的世界冠军；
西方政治集权最极端的时侯，也不及中国历史最放权的年代；

如果从权柄转移的视角看中国历史，自秦汉开始整个东方帝国就处于不停剥夺基层的产业所有权，而不管是平民的还是官僚的，直到完全集中到皇帝的手上。这一过程的极端化并不是明朝也不是清朝，而是在毛朝的大革命。然后再自邓朝的改革开放，通过国企承包和农民的包产到户，重新开始剥离产权，由基层作有限程度的自治，而称之为"改革"。这两个过程是西方和世界其他社会，都没有发生过的。

自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开始（乌托邦），西方传统文化的确把人间天堂，寄托在大一统的，由上帝安排的仁君专制的身上，但是纵观整个西方历史，除了局部象拜占庭帝国，就整个西方罗马或基督教世界而言，都没有达到接近东方帝国任何一个皇朝的集权程度。罗马帝国的集权程度，并不比哈里发帝国的程度更高，拜占庭帝国政教合一的程度，就更超过哈里发的阿拉伯帝国。

罗马，拜占庭和哈里发这几个西方帝国是西方文化的孪生子。西方引为自豪的古希腊的传统文化，大部分是保留到阿拉伯的哈里发帝国，经西班牙的倭马亚皇朝的保留，再从阿拉伯语翻译到欧洲，才重新被欧洲人所了解。这几个帝国的政治模式大同小异。那就是皇帝是政教合一的军事首领，作为整个社会正义力量（正教）的庇护者，同时也是各种产权的维护者和冲突的仲裁者。

中国历史上与这几个西方帝国政治模式最接近的，就是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建制了。唐朝中后期在中国历史上却是集权程度最为轻微的大型王朝，这样的对比大概可以体验中国政治模式的"左倾"，是富有历史传统的。哈里发帝国是用军事政党性质的伊斯兰教，代替了作为罗马皇帝依附民的，罗马传统的军团百人队长及其退役兵自治市组织。哈里发的穆斯林军队，军事专业性有所退步，但政治工作更紧密。

针对哈里发的军事威胁而重新组织的拜占庭帝国，同样抛弃了罗马传统的军团百人队建制，而改用了基本上是世袭的军区总督下辖的农庄中，由世袭的自耕农抽丁组成的军队。其组织形式非常接近于唐朝和明朝的卫兵府兵建制，区别在于派驻了东正教神父当政委（主教）。军区司令的权力尽管独立，但受制于神父政委的监督。拜占庭的军队是斯大林毛主义出现以前，党指挥枪的最成功的组织案例。

因此西方各帝国的皇帝，与东方的皇帝有明显的不同，并不是当地社会的主宰，而是以上帝的名义得到执政合法性的，作为当地社会的军事保护人的角色。而经济运作则独立于西方皇帝的中央办公室，用权力分包的形式，把包税责任的权力由形形色色的贵族承包，从而把西方皇帝的政府建制，减少到只有同时代的东方帝国的几十分之一规模的程度。东方帝国的大政府规模，也是早就达到了共产主义的程度。

西方皇帝的财权类似于东方清帝国"内务府，内库"，后者只不过是东方帝国官方收入的一小部分。除非经过打黑的程序（在当时皇帝就法律），理论上西方皇帝是不能侵占平民的私有财产的。但皇帝可以通过重税结合打合的方式，完成今天重庆薄主席的革命目的。从皇帝的手中获得产权的贵族，负有对皇帝的财政和军事尽义务的责任。这样就大大提高了贵族集团对皇帝的忠诚程度，显然也是薄的目的。

西方几大帝国贵族特权中的绝大部分，不是由皇帝手中分出来的特权，而是皇帝招安后，投归到皇帝治下，获得产权合法性而得到的特权。用今天话说就是宗教党对既得利益者说服教育，让这些既得利益的贵族集团愿意听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了。在西欧的收编过程中，基督教教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依靠基督教的支持而建立了封建秩序的日耳曼贵族，客观上也就成全了基督教会精神领袖的地位。

中国集权政治模式是因为极优良的大片适农区

中国历史政治过程是越来越君主集权；
韦伯和费正清的误区：中国和埃及的集权，不是因为治水需要；
中国世界是比较不需要治水的地区，大禹治水很可能在巴基斯坦；
中国集权政治模式是因为极优良的大片适农区；

对比中国历史上的皇朝专制与中世纪欧洲的区别，可以发现东方中国对社会的产权，完全垄断在皇权的手上；甚至再临时分割到相权的阶段性的管理，也是不连贯的。明清两代的政治，就是完全取消了相权，而把相权分割为六部尚书，再分别对皇帝负责。把相权视为豪门和官僚集团与皇帝权柄分衡的利益代表，中国两千年政治模式就是皇帝越来越权力集中，没有看到类似欧洲式的明显的分权封建过程。

韦伯和费正清等人，对比了中国和埃及，认为中国和埃及没有经历封建过程，是因为当地的水利需要国家力量的大规模投入，个别的诸侯不能承担水利成本。因此中国和埃及的政治模式，就变成了东方式的极端性的中央集权。这种解释虽有新意，但似是而非。因为埃及的水利不是法老系统负责的，而是由阿蒙神神庙系统负责的。当埃及灭亡后，代起的穆斯林政权如法蒂玛帝国，就不是东方意义的中央集权。

对于中国而言，汉唐以前并没有全国性的农业水利需要。首先执行中央集权的政治改革的南朝（宋齐梁陈），并没有水利的要求。宋之始，特别到明清高度专制时期，大规模治水建河工程已经结束；另一方面当时的运河漕运本身只不过是专制的工具，即向便于获取塞外武装要求的京津一带输送粮米。不能把"为专制而设的水利，因此专制又因为水利需要而存在"，这样就陷入了逻辑循环。

如同埃及的神庙系统承担了水利，尽管与法老系统不无冲突，但并没有真正威胁法老王权的承继，水利即便是非常浩集，也可以承包给贵族的Charter。历朝历代只有政府滥役河工造反，没有政府的河督造反的。如同工人可能暴动，军阀可能起义，没有听说过国营企业总经理发动政变的道理。所以如果河督真的是需要中央集权，那也只会形成一个效忠于皇室的"治河幕府"，而不成为帝国集权的理由。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埃及的水治不是全局性的，而是每一个地区自行组织的泛滥蓄水池的建设，因此并不需要中央集权。而中国北方大平原并不是泛滥性的。黄河的传说给西方人"中国人是治水洪涝"的错误印象，实际上中国北方大平原是相对缺水的，自然耕种条件非常好，是世界上最优良的自然耕作区，即使是北美平原也不能与之相比。中国南方不能搞大水利，北方的水利则只是对旱地的改良。

中国的农业条件是比较好的，水利规模相对而言是比较小的。至少从水利支出占用政府财算的比例上看，中国逊色于印度几乎所有地方政权，也逊色于埃及，同样逊色于斯里兰卡和扶南高棉。大禹治水给人错误的印象，以为中国古代洪水滔天；但笔者估计大禹治水的故事不是国产的，是从水灾中灭亡的哈拉帕文明进口的。假如商与周都是西方迁来的，此前几百年恰好是哈拉帕文明在洪涝中消失的年代。

因此韦伯和费正清尽管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西方的学术权威，能够从中国水利（大运河给西方人极深的印象）出发考察中国政治制度，是他们超出中国传统学者的地方；但他们的观点仍仅供参考，总体上缺乏逻辑依据。中国之中央集权传统，在经济上很可能与地型有关，就是中原的农业条件太好了太大了；实力上压倒了长江平原。结合长江平原后，整个东方再也没有任何独立的政治区可与匹敌。

因此作为中原的统治者来说，没有必要通过国企封建分权的方式确保中央的税收。相反由于中原交通条件太好了，强大的诸侯的确可能奇袭中央。中原统治者就倾向于完全控制中原和长江农业区，同时把边缘安全区外推到农业可以自给的地带，作为中央统治区的缓冲。把对外贸易垄断在自已手中，以朝贡贸易稳定外围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如果西洋人没有出现，传统对于皇权利益来说，不能说是落后的。

春秋的封建与中世纪欧洲封建的根本区别

春秋封建是军事贵族的经济殖民；
春秋的封建与中世纪欧洲封建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主义哲学玩弄"封建社会"辩证出先进性；

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其东方派别，对于"封建社会"的概念是立场性。一方面他们尽可能地把东方的封建社会阶段向前推，在中国常常推进到战国李悝的改革阶段；另一方面就尽可能把别人的历史阶段向后挪，两者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段论模式。如对欧洲史就把欧洲的封建社会，后推到查理曼帝国时期（当时的欧洲其实很穷，欧洲文明的重心在拜占庭），在明末后金则称包衣制为"奴隶制"。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阶段论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其定义是基于描绘而非对象的定义，概念本身不清晰而极易偷换概念，也就令到对某种社会对象的"封建社会"判定，存在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类似于法律中如果定义不清楚，权力滥用的打黑就是不可避免，因为执法者有着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中世纪欧洲和日本幕府政体和后金包衣制，都有着与奴隶社会相似人身依附，但马恩毛的社会主义，又何尝没有呢？

马克思主义者之中的所谓"封建社会"，是概念不清的"前资本主义"大杂烩，啥都可以往里装的大筐，唯独社会主义作为"后资本主义"阶段。如此玩弄哲学手段，把自已标为"后资本主义"，而把其他所有社会包括"旧社会"，都斥为"前资本主义"，同时认定"资本主义灾难深重，社会主义一定胜利"。只要这些人不缺乏信仰，不难颠倒现实世界的认知，筛选出自以为符合阶级立场的"证据"。

中国春秋时期的所谓封建，仅仅因为由马克思主义者校定的汉译feudalism/fundalism之同用"封建"，而仍被很多人视为封建，（客观地说，不是主流），但由于中国封建社会被前推到战国，因此中国历史成为了一个没有奴隶制阶段的历史。至于春秋的封建，则被引用了某些权威（包括韦伯在内）的观点，而以"亚细亚的生活方式"而引入了新的实体，但不能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系统内的阶段论。

尽管春秋年代久远，缺乏明粉翻案那样充分的但是真假难辩的历史记忆，但是春秋仍然提供了足够对其作抽象模型的资料，因为实体历史学并不依赖于历史细节。相反对于马克思主义文革明粉来说，要鼓捣春秋历史，除了几册人所共知的断章残句的文学诗篇，就再也没有更权威的细节了。将中世纪的欧洲封建与春秋的封建对比，可以发现其制度运作的环境条件和制度成本的代偿路径，是完全不同的。

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其封建主权边界是确定的资源是限定的，即长子继承权的完整性。中世纪欧洲是"人多（下贱）而资源短缺"的社会环境，因此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文化，主张的也是节育和节欲（计划生育），类似于今天天朝号召的美好公德。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的矛盾，也是人多所以争夺地少的争夺，其近种相残，表现为彼此民族主义和宗教冲突的残酷性，可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的冲突相媲美。

而中国春秋年代尽管名为封建，却是一个自然资源充分，而人力资源欠缺的环境。由于生产力和医疗条件的落后，人力生育的代偿并不能填补自然环境提供的空间，因此当时对人力珍惜，而不太强调对土地的占有。内政修明带来的强大如齐晋吴发汗，效果超过地域广大带来的国力增益如楚国。因此春秋时的战争强调象征性的仁战，这就是宋襄公之所以被楚国违反游戏规则的进攻，打得措手不及的原因。

春秋的所谓封建是历史遗留的用词不当，春秋的建制更接近于希腊古风时期的城邦殖民，或欧洲对北美的殖民，基本等价于雅利安人对印度土著达罗毗荼人（达萨人）的殖民。其实中国和日本的基因血统最接近于印度达萨人，土著同样被征服于中亚西亚的民族（周，很可能包括商），仅仅因为征服者比例占人口差距比印度远为悬殊，才保持着黄种人为主体的血统。春秋封建实际上是军事贵族的经济殖民。

欧洲历史本身就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

社会发展论是模仿社会进化论的历史哲学；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前提是"唯创新/工具/生产力"的唯心点；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相通之处在"数学滥用/计划经济"；
欧洲历史本身就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
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论，无法解释印中日东方历史进程；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模仿社会进化论得到的"社会发展论"，仅仅是19世纪的欧洲就其当时，对其本身历史知识，所作的哲学再描述。马克思主义也只不过是按照"发展论，后阶段必定比前一阶段更进步"的哲学信仰，即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社会发展论，把欧洲历史分成一段段的"进步"（发展史）。由于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同源性，不易被基督教发觉错误。

马克思主义把后来出现的技术工具，一律视为造成进步的原因，而视之为"唯物主义"，即所谓"生产力的进步，带动历史的进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其实就是"唯工具主义"。其唯心之处就在于工具发明的衡量，就是由人的意识判定的。不可避免的混乱被东方政权钦定为绝对真理；以此再分析世界历史进程，整个东方和全世界马克思主义学界，就陷入了集体性的精神错乱之中。

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只要有新的东西在古代没有出现过，马克思主义就总是能够找到自以为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证据。他们倒很自觉地过滤掉了黑死病，艾滋病这些新生事物？马克思根据同一逻辑，断言当生产力极大进步，当出现了马克思没有见过的新工具时，人类社会自然就进入了资本主义的下了阶段即社会主义，而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知道社会主义是怎么运作的。

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发展论，实际上只不过是社会发展论的变体。在套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的基础上，按照交换性经济，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对应的资本主义经济几个阶段，把金银本位制度下的错误，即所谓资本积累的贪婪和相应的生产过剩，也就是金银本位制度下萧条/通货紧缩，作为资本主义的原罪痛骂一顿后，断言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解毒的唯一偏方，从而似乎社会发展论的"科学结论"统一起来了。

社会发展史仅与工具决定的生产力相关联，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史不是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而仅仅作为社会发展史的衬托。因此交换经济，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和市场经济这几个关系之间的衔接是不严格的。但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与西方社会学术体系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的。尽管在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时，又常常陷入马克思主义类似的计划经济的统计思路。

当"生产创造价值"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前提时，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与西方经济学计划经济思路的"统计标准"是相吻合的。这是西方的左派与马克思主义学术吻合的一个原因。"生产创造价值"的逻辑潜台词，实际上就是今天东方盛行的口号，即"创新创造工具，工具决定生产力，激励创造更多的生产力"。这整一套的逻辑理论，在"交换创造价值"的前提下，结论将全部相反。

由于马克思本人被作为万能的先知，偏偏卡尔马克思却对欧洲远古历史缺乏了解，逻辑漏洞就被马克思主义者用万能的辩证法婊浆糊，否则卡尔马克思可能会发现，即使是按马克思主义自已的逻辑体系，用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标尺，在欧洲本身的历史来看，也是自相矛盾的。那就是罗马帝国的发展水平，明显比欧洲中世纪的发展水平高。欧洲的中世纪与罗马时代相比，实际上是退步的。

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论套用到东方的印度，中国和日本时就更显得漏洞百出。为了补漏而产生出种种学派。有趣的是东方皇家权威学者们，对于这种漏洞永远是只取各国的"马克思主义不同派别的观点"，而极少参考其他的的学者的著作，象日本史中马克思主义派别只占1%以下，自然更不会涉足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各国经济史了。结果就是一直陷入自造伪证的逻辑循环之中。

地方主义有天然向心力

地方主义有天然向心力；联邦是最合自然的政治体制；
中央集权的压迫导致地方无论民主还是阀治都有最终独立的必然；
在放弃中央集权的压迫后，地方无论民主还是阀治，都有向心力；

公有制（中央集权）的官僚两层结构的抽象模型，可以揭示"联省自治"的地方阀型政治的机理，以及大宪章中世纪伪民主的性质。把地方利益体看作一个闭环单位，那么地方阀治官僚，相当于殖民地时期的买办；是中央集权利益环与地方国民利益环的交接。但地方官僚的利益与本地民众并不等效，而当中央上级存在向地方倾泻集权成本时，阀治型爱国者也同样向治下转移自已的成本。

不过，土皇帝相对也会爱惜治民，治民也更认同土皇帝，而不是中央的先进性。这就是所谓的地方主义。这就象一个养殖场的老板，场中的人科动物膘肥肉厚，无论是自家慢慢吃（剥削），还是卖进人肉市场里交换，或者讨好上级董事（中央），都算得上是自已的政治潜力。方利益尽管存在着从地方官僚向民众转移成本的渠道，在中央集权的利益索求面前，本身构成一个闭环的系统。

尽管中央皇权有可能在向弱者倾斜的民粹姿态上与地方竞争，但由于中央是更高级的吸血鬼，本身不生产价值，所为向民生倾斜，只不过羊毛出在羊身上。因此除非地方阀型本地民治太臭，实际上在地方治权上，地方政治主导权。这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是更有生命力的原因。尽管地方阀型领导是土皇帝，但除非他的内政太臭，否则民众是会把他们视作自已的利益代理人的。

因此"中央控制越严，地方越离心；中央越是宽容地方，地方越向心"，并不因地方闭环系统的内部政治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而有所区别。希望通过打黑地方阀型领导，并不能取代基层官僚的必要作用，充其量是换一个地方官。站在地方买办官僚的立场，象汉武帝那样派出绣衣使者，对地方民众"打黑"，则只不过是强化了（中央官僚＋地方官僚）的官场闭环。这就是重庆打黑模式的转移。

把国家看作一个大家庭，地方与中央的"向心，离心"的行为，与个人参议社会合作的行为是一样的。原因是两者都是对外合作的本位中的利益闭环系统。因此担心"民主让国家分裂"，实际上操纵的是"民主让中央集权崩溃"。民主不会让国家分裂，中央集权必定溃灭，这才是真正的社会历史规律。如果一个国家出现分裂，那一定是因为中央政治不是真正的民主，包括美国的南北战争中的多数人暴政。

由于无论地方政体是民主的还是国民自治的，都不会有自然分裂的倾向，反而有着自然的向心力；这是社会性生物需要彼此交流合作的本能；因此就存在一种政体组合的可能性，就是地方阀治型的土皇帝，同样是倾向于通过某种民主规则，组合成中央的集权或贵族民主的政体。这就是所谓的党内民主，或者说"大宪章的民主"。欧洲中世纪，日本幕府下的统治，和中国唐朝中后期的政体，就是这样的模式。

唐朝对地方州郡的控制力，早在安史之失去后唐祚又延续了近150年。原因在州镇既不具安禄山这样威胁中央的实力，需要中央维护名义的彼此和平贸易通道。因此他们彼此都要约守过境税议，有谁逢灾也会互相赈济。也视藩镇为私产，唐朝削藩则合力对抗扶持旧人。有谁想威胁中央，其他藩镇也会合力制止。唐朝后期与中世纪欧洲制度很接近。唐镇的向心力说明阀治型的政体也是有自然的向心力的。

中国与西方和日本的社会形态分道扬镳，始自宋朝开始强化的中央集权体制，是西方没有尝试过的，也是日本德川幕府时期被误解的"中央集权"。德川幕府的政治体制酷似中世纪的英国（近似晚唐），但不同于宋明清的中国，也不是真是断绝与海外贸易，而是由幕府完全垄断海外贸易，补充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把这样一种"党内民主"的特权私有化，作为联邦制的替代称之为改革，将是民众的悲哀。

中央集权不能维持＝计划经济不能有效

公有制中央集权最终分裂的机理；
中央集权不能维持＝计划经济不能有效；
信号控制论中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可行性限制；
为什么公有制（中央集权）的民主（一人一票）必定转为君主制？

所谓中央集权就是从上而下的控制，变换着软硬件的技术，把控制线一直拉到皇帝控制台前。所谓工业信息技术的发展，所谓计划经济的技术能力，无非就是这条控制线的性能的改善，但是基层信号发生和传输的先后逻辑是不会变化的。这就是技术无论如何进步，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仍然是不可能的道理，也是企业管理的经济规模是有边际限制的道理。原因在于上下层之间的"信号传递和理解"的隔阂。
由信号的采样－反馈的控制流程，本身就可以看到中央控制型的政治和经济，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着低效（需要闭环反馈）和时延，和效果误差。这是信息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不会因为信息技术（子集）的进步而改变。这种限制还是在"信号完全没有理解障碍"的前提下的最小障碍（阻尼，噪声，失真）。最小障碍的条件可以有条件地存在于光电信号的工业协议中，但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人类社会的运作中。
ps:该段涉及自动控制/现代控制/自动化/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仿真等专业的基本常识，都是先验的理论。

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现实网络沟通之中即使同被称为"右派"，彼此就民主是私有制原理，还是（公有制＋公德）原则的理解，都是大相径庭。进一步以当前社会问题的黑社会的定义，就以私有化的不同定义，再到法治/人治/律治这些根本性的概念，在当前社会中的深刻歧解，都可以发现在联接基层情况反映，和中央政策调整的判断之间，都有着深刻的难以调和的沟通理解障碍。

因此奥斯卡.兰格所称的"数学进步，提供了计划经济的科学性"，逻辑意义如同"占星术的进步，让中央集权变得高效"。这就如同一些人摆弄几个数字，就断定你应该活到某时某刻一样。只要自卫的权力还在你的手上，你阁下一定会砍下这些算命大师的脑袋，自已认真研究一下它们的精英含量。尽可放心的这些人可能是上帝下凡。如果他们真的是能管人间生死的上帝，你砍不死这些神的！不妨试试？！

由于有此信号－反馈的系统隔阂，基层总是有不为上层了解的苦衷，上层总是有政策不能尽意的遗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来就是万不得已的临时调整。上头规定的任务（计划经济，政治任务）又是硬指标。两者之间的出入，如果是有盈余的（可能性不大），就成了小钱箱的收入，常常引起旁人的眼红，成为打黑反贪的依据。通常则是赤字的，体现为长期成本的积累，直到威胁地方的核心利益。

当地方面临破产量，就不是什么"拥护统一"的问题，而是自已怎么活下去的问题。这样就导致地方情愿用核心利益付之一搏，争取摆脱中央计划指令的控制。成则留下一地区百姓的血本，说不定还有繁荣昌盛的机会；若败则反正是死路一条，匍匐在地恳求皇上的怜悯。这就是北美独立的经济利益上的机理。实际利益已经独立的台湾，当然对于重归皇家统管兴趣不大，就算核平台湾，台湾也会争取独立的。

因此中央集权因为公有制的低效益，总是导致主权的分裂症，是一个长期积累的不治之症。原因并不是人心不爱国，而是把任何爱国的人当成可以浪费的小白鼠，放谁身上都不乐意。这就象传统的家长专制的大家庭，特别是没有继承权的小儿女，多半想私奔。但是今天没有家长的特权了，子女不从属于父母，却倒想"常回家看看"。或者象一个大监狱里，谁都想逃走；但是一个大市场，谁都想天天逛逛。

反之一个地方利益体，无论如何希望参与中央政治（利益分配），不但面临着其他同等利益体的竞争，实际上也同样缺乏反向的信号的准确传递。实际效果就象安装了一个开环信号控制的航模，大家伙儿各按各的鸟，各撒各的尿，"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航模就会象晕头苍蝇一样乱窜。如果不巧是大家伙坐在上面的真船，把船弄沉是迟早的事。此时最合适就是收缴各自的家伙，让一个船长发命令。

所谓打黑总是变成劫掠民财的私有财产

公有制双层模型的两极极端化；
公有制贫富分化中"富的是官，官才能富"的现实；
公有制打黑中"劫小民，保官员"的大脑急转弯；

由公有制（中央集权）的官僚两层结构的抽象模型，基本上就可以预判公有制前提下的任何改革的后果。取地方主义的极端化，就是所谓的党内民主，如英国大宪章中的两百两个贵族与英国国王的协议。实际效果相当于莫卧儿的皇帝，不可能再对贵族打黑，搞贵族与平民的人人平等。贵族履行了对国王的纳税义务后，"我的奴隶就是我的"，这就是英国大宪章里的民主。至于有些贵族也许有良心，再说吧！

如果取中央集权的极端，就是斯大林主义或文革毛主义或称法西斯主义。不论其好坏，客观后果就是具有高度侵略性的同时，也高度腐败，同时无论侵略是否成功，国内都是饥饿遍地。典型的例子包括纳粹德国，苏联，毛帝国，朝鲜，和226兵变后的近卫和东条内阁的日本。最有趣是，同样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极端化，马克思主义称希特勒为极右，却能把斯大林毛帝国们称为极左。实际上（极右＝极左实际上（极右＝极左）。

公有制中央集权的癌症，也可以从这种官僚两层结构的抽象模型中得到展示说明。所谓在中央集权的中庸文化中诸如打黑一族，象重庆主教一样特立独行，就会被解译为问鼎中央的野心才会如此办理，当然也将成为各方政治力量必须加以清除的政治显性的威胁。如果是皇帝陛下向基层扩张权力，如明太祖或毛上帝类，固然不乏五毛写手歌颂其为"雄才大略"，实际效果就是全国凋弊不堪，毛灾骤至。

反之，如果当权者认为民主（或在中央集权文化中，称之为仁政）就是放纵人民群众，得益的并不是基层的贱民，而是下层的各官官僚，可以极大的扩张自已的利益，反而少了中央皇帝问责的道德责任，效果与党内民主相当。此类比较典型的如康熙和阿克巴大帝。如果皇帝有心收拾这帮官僚，只要皇帝不是抱着杨广式的爱国主义，多半反而有利于基层民众的利益。如颇负骂名的雍正大帝。

公有制（中央集权）的官僚两层结构也揭示了所谓的"市场化拉大的贫富差距"，实际上富的是官，当官才容易富，尽管民间多少有点漏网之余，但象文强这样轻易积累起千万灰色收入的，不需要作为直辖市的公安局长，随便抓一个乡镇镇长或者国企书记之类，也差不多有此造诣。尽管纪检查处他们的薪水收入时，很可能也象合肥陶师爷的上司称，"拿几千元工资的小公务员，罢了"。

只有当官的才能富，根本原因就在于在上层官僚之中，存在着灰色收入的特权交换。在基层的贵族中就相当包税人的角色。中央政治压力重时，就转嫁到民众的身上。中央改革开放，税后留成就自肥起来。为了保证那一能完成任务，再加上子女亲朋生育繁殖能力一般也超人一等，就会在自已的辖区里，见缝插针。不是开设一个个的监管办公室，就是办起一所所的垄断肥差。中国是这样，印度也是这样。

在这样一种上下公有制官营的罗网中，地方公权私有化，就与民主社会的私有制，给混为一谈；如同把中世纪的欧洲，与资本主义的欧洲，将两者混合一谈。似乎可笑，但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们，就是这样信仰着，信仰着！在这样的罗网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西方私人资本家独立创业的机会，有了私有财产也需要向官僚们交保护费买平安。这样又进一步构成了打黑的的信仰依据。

公遥帽中官府就是官富，但重庆最终只办文强一个，却严打无辜的民营企业家数百家上千亿，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的大脑急转弯：把官僚贵族的一切罪恶，归咎于勉力求生的民间贱民。而把官僚特权的"富"之特权，混淆于小民合法经营至富的私有财产。此即"官与富同罪""官二代与富二代同价"的由来。结果就是，所谓打黑总是变成劫掠民财的私有财产。因为等级社会中，非官功名者，即贱民也！

薄熙来把重庆黑社会化

绝大部分改革口号，都是预设公有制前提的；
所谓"改革的共识"是自欺欺人；
公有制的折腾与私有制的改革南辕北辙；
所谓"保卫国企"的真面目；

中央集权总是分割为中枢派出的总督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基层，不是谁的信仰少了，或者谁的道德滑坡了。根本原因仍然是公有制体制低效益的缺陷，不会因为毛左卫道士一类的信仰就会改变。两两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既然彼此都不愿意否定公有制。当然没有理由在私有制实现前就放弃自已的权位，自已去当贱民，让别人骑到自已头上成贵族。那怕新来的聪明鬼嚷的是基督教的自由民主。

只有在明白了中央集权政体是分成两层的，才能理解今天社会中此派彼派的绝大部分人，无论是什么样的哲学口号，实际上是站在预设公有制的前提下的口水仗。象所谓的地方主义，实际上是指基层权利的膨胀，相对的后果就是中央财税的短缺，但却不意味着基层民众的待遇会好转，反而更显得基层的黑社会化。90年代时中央不明白其中道理，以为向地方分权就是民主化，犯的就是这种错误。

反之"反地方主义"或"中央集权"立场者，实际上是在哲学意义上打"民主 vs 集中"的口水仗，对比的根本就不是私有制社会的国民自治。他们将剥夺了基层黑社会权力的国民自治，混同于地方贵族凌辱民众的"地方主义"；又把地主民众私有权益的诉求，拒绝中央集权侵凌的"no votes no tax"，视为分裂主义而请求中央镇压。基督教和怪胎民主派所持的"反户籍制度（自治）"即是此类。

几千年全世界公有制的历史中的绝大部分改革，实际上就是基层世袭性的官僚权力，与除中央皇帝以外的相对流动性的官僚总督层的权力之间的调整。文革就是以毛帝为核心的权力的明朝体制的改革，或者说毛帝自已成了黑社会头目，将全中国黑社会化。重庆的级别小一个级别，借杀一个文强压服了重庆乡镇小官是真的，薄大人把重庆黑社会化，成为自已的独立王国分庭抗礼于中央，也同样是真的。

所谓"改革"共识，只是对汉字笔划上的共识。乌有毛乡所谓的改革，是建立在元首法则下的法西斯主义的文革，也是中国自商鞅变法，到王安石和张居正这类改革的重复，只不过是对地方官僚自主权力的取缔，除了拉拢基层愚民时的许诺（不必真正兑现）以外，完全无益于基层民众的生存处境的改善。同理中央目前收回薄大人的尚方宝剑，也只是重庆治权回归中央，止祸于重庆，仍未造福于重庆人民。

正是因为这类公有制体制下，面对危机和潜在危机的挣扎，只不过是权力和利益在两个官僚层次之间的转移和边界的移动。无论是法治还是人治，一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二是导致官僚层之间的渐渐瓦解，三是彼此不相让所产生的折腾的成本，必然转嫁到最缺乏权力的基层民众和民营经济体的身上。这就是著名的黄宗羲定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公有制的改革，都把百姓折腾得更苦"。

基层官僚控制当地权益（欧洲中世纪就是治权私有化后的领主），承担了对国家依法纳税（包税），和保证基层不出民变，至少是出了民变不能让上级劳心；这样就产生了对贵族的道德经济学的要求，和地方的黑社会化。前者并非对政治任务的减免，而是对贵族自律的要求，后者则是贵族地方上完成任务的难念的经，不能跟居高临下的各级主教和国王们争论道德经济学，只好自已瞧着办。
由于土左和洋右，无论他们是改革还是革命，都是在预设公有制的前提下，因此他们所谓的改革，其实只不过是中央和地方官僚层面的权力分割的此派彼派，充其量是插几个科举大学生，增加一点民众税负痛苦的所谓"公平"。这种公有制体制的"变法，维新"，本身构成一个绝缘于民众的特权闭环，不是与民众利益无关，就是国进民退让民众为公有制的低效益埋单。这就是他们所谓保卫国企的真面目。

中央集权控制基层意味着窒息

中央集权控制基层意味着窒息；
高考和科举的中央集权意义；
国企与贵族领主治权的关联和等价性； 
国企charter特权的贵族分封；

中央集权政体不可能是没有基层的政体。基督教的主教－神父制，开创了中央控制地方基层的尝试，在马克思主义中演变为"政委－书记"与行政并立的二元官场体制，在确保对基层的控制下，实际上取缔了基层单位的存在。结果如果不是导致毛灾大饥荒，就是这些下放的基层人员自已成了土皇帝。为了协调两者的矛盾，就产生了集中培养一批新的知识分子再下放基层的体制。这就是历朝的高考和科举。

高考和科举仅仅是是中央控制基层的手法，相当于把"空降轮换制"尽可能向基层延伸。客观效果就是官僚编制的迅速膨胀，同样的结果是行政成本无限高涨，甚至不用一代人迅速吞没所有国民收入。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基层官员道德滑坡了，甚至不是利益既得了；他们的忠诚度并不亚于新培养的大学生，而是基层的情况总是先于中央的反应而变化。这不是空降大学生（科举新血液）就可以改变的。

中央集权是依靠基层提供的税收的。基层的难处是按中央规定的动作，根本不可能长期稳定地完成税收的任务。当基层税收不足以支付中央财政时，（中央集权下具有必然性），中央皇权就倾向于把重要的资源国有化，作为支付中央物料消耗的实物税。这样就产生了国企。科举和空降大学生，只不过是把基层统治国企化，以及对国企的管理手段的改变而已。实际情况总是，中央干预越多，国企效益越差。

中央皇权直接控制国企资源，一方面解决自已部分的需要（肯定不充足），同时又减少了地方和民众同类资源的供应，导致成本上涨，从而把成本转嫁到地方，最终转嫁到民众生活成本上。因此国企存在的本质，就是税收的本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它意味着要求国企分红，实际效果相对于"要求政府分红"；而国企上市圈钱，相当于等税的举债。割你一块肉，还一半给你，左狗说是改革。

国企所获分配的资源和权限与地方自主权益发生的冲突，通过中央协调的Charter授予于国企单位，而划定国企的经营范围。因此在公有制中的"企业"经营范围，都是除非明令允许否则统统禁止。简单的因果关系说明，基层情况的变化，肯定超出中央得到的信息；此处已经不考虑基层民众完全被视同贱民了！因此基层在原明令允许范围内，总是不太可能长期稳定完成任务；从而埋下了黑社会化的必然性。

国企尽管不是地域性的领地，但是如果从"税收任务，实物税任务"角度来看，与领地治权型的基层包税人完全相同。国企兑现税收的社会成本，总是通过垄断转嫁到基层民众的身上，象今天中国社会高昂的公共服务成本如电讯，油价等等。因此国企与地方贵族治权完全没有区别。在历史上国企如收租的修道院农场的权力，英国泰唔士河上的摆渡专营权等，也曾被作为贵族分封的项目直接封给贵族。

当这些国企的任务被授予一帮人承包时，这帮人就被称为行会。由行会控制的国企，就称为"工团主义"。今天同样称为国企。当这些国企保留了charter卖给个人承包时，就是俄国式的寡头，或者说国企的私有化。当国企的charter垄断特权被取消时，国企就不复存在了，充其量只剩下或是黑字或是赤字的帐目，和一大群要遣散的前行业贵族。要求皇帝重新确认垄断权的英国运动，就叫"宪章运动"。

正如地方基层贵族终身化——>世袭——>黑社会化，七亲八戚的先进代表，总是构成了一个官商一体的既得权益集团，国企也同样以终身雇佣甚至父母离退子女顶替，或者是国企亏损国家要保住特权工人不下岗的方式，构筑了一大批的特权工人阶级。这就是"国企谷物法"。在保留charter的前提下，是否把国企的产权私有化，相当于是否把一个地方封给某个贵族。这种改革与私有制根本上毫无关联。

中央控制的总督层和地方义的基层贵族

中央集权的官场的两个层次；
中央控制的总督层和地方义的基层贵族；
中央控制到基层的社会将面临毛灾大饥荒；
公有制社会基层部门黑社会化是理性的选择；

从黑社会在社会中的实体解义，可以看到公有制社会的官场，实际上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中央集权可以控制的，表现为空降的特派员，二是基层终身－世袭的地方贵族。前者类似明清控制地方主义的"异地为官"和莫卧儿帝国的总督制。莫卧儿的总督制实际上就是非终生的包税人，首先要对中央财税目标负责，其次是不要搞出民变，麻烦中央派兵镇压，那是要大大失分的。

用路易十一的话，就是"尽可能拨鹅毛，不让鹅叫"。这句完全是专制主义立场的治国经验，让东方帝国的文人叹为观止，一直是被公有制文化洗脑的财税专业学生的口头禅，好象他们天生就是可以免税的（其中一部分绝对是不仅仅是可能性，但其他的呢？）。至于东方帝国的经济金融教授们，公费到海外考察，一发现有某种新税种，就欢天喜地地回国向主子报喜，"又可以加一样税，向国际接轨了"。

莫卧儿帝国虽然有包税人制度，但是莫卧儿皇帝还是很有共同富裕的正义感。大皇帝不是神仙，当然不可能象薄主教那样保证"人人富裕"，但是象毛主席和薄主教打黑那样，保证钱多点的全部充公，由皇帝（政府）主持重新分配收入，莫卧儿皇帝跟毛主席和薄主教一样出色。为了避免这些贪官税后留成拉大印度社会的贫富差距，莫卧儿皇帝制定了100%的遗产税，除皇帝特赦以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游戏规则是阿克巴大帝制定的，不过可以通融。只要是正主儿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求告，阿克巴大帝一律接受。所以该规定实际上保持了领导打黑的特权，在阿克巴大帝时期，就形同虚设。但后来查罕杰开始，到沙贾汗建泰姬陵开始就手紧了，赶到奥朗则布时期，就开始严格执法。本来阿克巴此例是针对官督的包税人，但为了保证人人平等，奥朗则布将之适用于everyone，除非跟皇帝关系特别铁。

东方帝国的历代皇朝，采用的办法是目前天朝的标准制度。为了避免空降的地方领导"贪"，皇帝另外派一个监官，旧时是"巡按使""监察使"，现在叫纪委之类。为了避免纪委出问题，皇帝又建立亲信特警。雍正时有密折血滴子之类（半真半假），明朝时就是东西厂的身残志坚的无私集团。明太祖最后谁都不信，干脆建立皇帝秘书总办公室（上书房），高级秘书的辅助下统筹全国的计划经济。

为了避免皇帝也可能懈政，就规定言官御史言者无罪，连皇帝也能批。但没有否决皇帝判定anyone谋反的打黑特权，谁要是话说得难听就是谋反，至于搜集罪证这类打黑任务，是身残志坚的皇帝亲信的职业专长。这种从地方到中央条条框框的控制，一直汇总到中央办公台前由皇帝监控，就是官场的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理论上论证，可以在省级内部也对县镇采用同样的办法，极大地强化了中央集权。

但是地方没有灵便处事的权力，行政效率就很低，行政费用却同时节节上升，可以吞没全部国民收入。其极端化的现象就是毛帝国将控制权一直延伸到基层居委会，这是大饥荒和文革的根本成因。为了避免这种极端化，又要维持中央集权，就需要分成两层。上层仍然是古老帝国的空降领导结合廉政监督，基层就是就地取材的地方部门。由于不允许解放私权，因此又红又专的基层干部，总是处于短缺状态。

因此总能够完成税收任务，又要避免鹅叫民变的家族官系就会被视为革命基因优良。这些地方世袭的官族就在中央集权庇护下就渐渐终身化，世袭化，贵族化，手段黑社会化。黑社会化原因倒不是这些人缺乏道德了，而是公有制本身是不科学的，地方上要完成任务就不能按教条办。这些理由却是摆不上领导的桌面；而且话说透了，世袭的家族官僚地位也就没了。两难之间，黑社会化就是最理智的方案选择。

在中国治死一个官通常都会得到不少民众喝彩

重庆打黑说话算数，只办文强一个官！
重庆打黑再接再厉，劫掠侵扰许多民；
重庆打黑无法无天，法治被付之一炬；

在重庆黑社会事件中，文强显见是被"借汝头来"的白斩鸡。对文强量刑之苛，说明大主教只要高兴，可以砍掉任何一个小官的脑袋。薄大人一方面说"文强是最后一个"，以显示不兴大狱，但天知道是安北京的心，还是安小官的心。谁都知道用对付文强甚至是对付李庄的手段，要摘掉自家吃饭家伙，那得看薄大人心情。谁不懂得巴结有远大前程的未来领袖薄大人，那就枉了久经考验的老油条的官场声誉。

实际上薄大人是讲话算数的。自打斩掉了白斩鸡，没有听说过另外办过什么官员。甚至于文强白白给斩了鸡头，也未必真的是薄主教心狠。说不定是薄主教的革命立场迫得紧了，潜在的被革命对象也要显示义愤填膺，借薄主教交上来的材料，干脆顺水推舟砍掉了文大人的首级。反正罪名是薄大人加的，疾恶如仇是领导自我表达的，心狠手辣的名声就给薄大人他老人家留着。这笔买卖至少在理论上，超值！

薄大人所谓"官不聊生"的政绩，也就到白斩鸡端上桌面为止了。如果薄大人真的是给同僚们勒令停止"官不聊生"，那么其一应从文强一案中温和处刑，其二等于薄大人颜面尽失，不会再搞针对老百姓的打黑。但实际上剧情是薄大人意气风发"开始办正事"了。可见是薄大人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支持。处死文强是将了薄大人的军，逼着薄大人自已傻瓜似的往自已挖的陷阱里跳，完他的文革领袖的美梦。

文强作为一个名声已经不好的贪官，不管是不是有某种冤枉，确实是大长了薄大人的政治名声。谁也不会为文强讲情，要不然就等于承认是文强同样的"贪官"了。此即鲁迅先生所称的，"敢为叛徒抚哭的英雄"，当彼时恐怕是晕了头的。何况文强这人不配！日后攀咬仅仅是辩护律师的李庄，实际上就是按此思路。可见薄大人的团队是有备而来的。冲这条文强虽对死刑很意外，但不想做白斩鸡也不行。

但是从严处死文强，也等于断了薄大人和哮天犬的退路。却不是别人害怕薄大人能揪住自已的把柄。实际上薄大人能够治死文强，不是因为文强特别贪，而是薄大人们自已居高临下。而文强不象薄大人口含天宪，啥东西都可以公费。如果用围剿文强的办法处置薄大人和哮天犬，只怕仅以江湖传闻的一些事件，若然有半分真实，薄大人们自已就难逃一死。遗憾的是薄大人不是毛主席，不能到死还两个凡是。

在总是民怨沸腾的公有制社会，治死一个官通常都会得到不少民众的喝彩。袁崇焕有大功于明朝，给崇祯处死时，北京市民也没几个去了解袁崇焕到底是谁。有人将之称为"愚民给洗脑"，其实只不过是公有制社会总是民愤极大，总是要找些钦定合法的渲泄暴力的渠道。文强虽然也是愚忠之辈，功勋上更不能与袁崇焕相提并论。所以处死文强虽然民粹加分，但是如果就此打住，薄主教这丑人就白当了。

如果薄大人真的沿着官场一路整下去，尽管官场中的名声会恶臭，反而还有好下场。因为毕竟民众乐见地方官僚挨整的样子。何况地方黑社会恶霸也就是这样一些官们。不过除非升级薄主席，否则民众的追星热情不会太长久；薄大人远大理想也就可以在重庆结束了。不知是立志要入主中央，不敢太得罪官场，还是本来就是收服众官目的是民企开刀，薄主教转身成了借打黑为名，当上了梁山泊的寨主去鸟！

文强案最大的看点在于"先罪再找证据，先舆论定罪再审讯过场"的程序非法。如果说因为文强是一个人人欢呼其该死的官，司法程序漏洞没有得到关注（同类官们可能暗地尿了不少裤子），那么针对黎强等民营企业家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开始暴露出所谓打黑的真正目的；李庄案中的整个司法系统的黑社会化，黑社会集团必须拿掉已经是当然结论。恰巧重庆内讧，哮天犬自已窜进了美国飞地……！

汉武帝时期的黑社会和打黑运动

汉武帝时期的黑社会和打黑运动；
黑社会是两种对立现象的概念混淆（耦合）
不实行地方私有制的民主自治，不可能消除黑社会现象；

所谓黑社会就是没有证据确定其存在；或没有证据确认为犯罪的社群和相关行为。但是在东方神奇汉语的道德帽子下，黑社会是一顶道德死刑的大帽子，指出"法律意义上黑社会不是犯罪"，反而是毛左和卫道士罪大恶极。这就是文革！从实体社会学的角度，黑社会实际上是"政府眼中的群T事件的幕后黑手"和"百姓眼中基层政府的横行霸道"，这样两个利益上针锋相对，但共同一个名词的重合。

在天无二日的社会科学逻辑下，这叫称为"对象的耦合"。把公有制作为一个实体，两种黑社会概念就是其自然逻辑的结果（公有制必然崩溃，及崩溃过程中的逻辑现象）。把政府的利益区别于民众的利益，而不是预设公有制前提的"政府必定代表了民众的利益"，那么就可以看到，所谓黑社会实际上是政府公有制自利的利益，与基层民众的利益的冲突；同时又是基层政府的利益，与中央利益的冲突。

显然公有制就是黑社会现象的万恶之源，再也没有任何黑手了。解决黑社会现象，要么是顺着公有制的思路，惩罚"群T事件的幕后黑手"，实际上就是镇压民众的很可能是和平的诉求。在毛灾大饥荒时饿死近千万人的安徽，就曾派出解放军同志扫射镇压"抢劫国家战略粮仓"的饥民。理由就是这些饥民竟然不愿意乖乖饿死，肯定是阶级敌人挑拨的破坏，于是又把当地的县令和神父（书记）杀了若干。

类似的政治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西汉中期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资委主席桑弘羊同志，为了支持伟大领袖汉武帝惩罚匈奴人的不文明行为，发动了持续二十年的打黑和国有化运动。当时的打黑英雄就有后来汉朝公安部长江充同志。汉武帝的革命行动同样得不到人民的理解，到处都出现了黑社会煽动的农民请愿。让黑社会迫得走投无路的汉武帝。就派出大批绣衣使者到基层打黑，让他们瞧着办。

所谓绣衣使者就是衣服是公费的丝绸，拿着中央权节的主教型大人。因为衣服特漂亮，思想也特先进，所以称"绣衣使者"。类似现在开着公费法拉利，儿子拉着全额奖学金的先进领导。绣衣使者们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有时间限制，又没有带着大批的赈济，反而要增加国税收入的政治任务。再说他们的专业也不是福尔摩斯。所以绣衣使者们到了地方，也象山城大主教一样，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直接调动军队，再向地方革命觉悟高的豪强各自承包打黑任务。

大汉朝的绣衣使者全国乱窜，联合各部门打黑，把有点嫌疑的，完全冤枉的，长得很丑的，老婆漂亮的，家里有钱的，没有关系的，……，一古脑杀了一百多万，为国家创收了十几年收入！天下殷实的资产阶级几乎全部破产，计划生育指标超客完成（户口减半）！为最穷的劳动人民出了一口恶气！大长了汉朝国威！后来发现黑社会竟然越杀越炽烈，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竟然都跟着黑社会上山打游击了。

如果不是打算镇压民众之途，另一个办法就是空降一个领导，监督解决地方政府与民众的冲突。无论是绣衣使者还是大主教，其实就是空降型的领导。问题是领导发动文革既然也是好心的，基层干部弄得民愤极大，多半也不是出于私利。领导如果拿着赈济的银子空降，大概还可以平息一段时间的民愤。如公有制之低效，不是靠领导清廉就可改变，何况领导同志就算不挟私，也多半有替人民乱花钱的特长。

结果就是如果不是空降领导变成地方黑社会的一分子，本来是基层的世袭，越来越变成地方的割据。最后总是削藩之后，把罪责推给前任空降领导，然后再来下一循环。要么就是空降的领导，吹牛不上税地安慰一下大家伙儿，"同志们好，领导同志看望大家来啦"。空头支票反正不用兑现，领导同志了解情况下一拍屁股又进京了。原来的烂摊子，还是那副烂摊子。地方民众和官员自已瞧着办吧。

重庆打黑走上绝路

重庆还没有达到犯罪定性的程度；
重庆打黑估计确实是集体决定谅解的；
重庆作为文革试点的合理性；
重庆打黑走上绝路的逻辑路径；

重庆复辟文革的政治运动，在西方民主法治意义上仍然只是黑社会事件而已。虽然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黑社会事件，但仍然只是黑社会事件而已！除非中央掌握了更多的犯罪证据，并在司法独立的前提下对其审理。相对而言孔庆东老师这些乌有之乡的毛左，只不过是职业口水仗的小脚色，依赖于法西斯主义的枪杆子就有多少真理性。乌有之乡相对于重庆，就如同姚文元相对于文革四条帮；而已。

薄大主教在山城试点文革，如果说是个人的政治冒险，估计有失公允，但如果说是中央的安排，多半也是扯起虎皮作大旗。由于所谓"黑社会"，本来就是很模糊的概念；政策安排上就不会针锋相对。如果真的搞清楚黑社会是啥玩意了，一道命令下达，让基层就搞定了。文强就算是贪官，执行命令也是不含糊的，不必劳烦薄主教亲临指挥。就因为啥叫黑社会全都迷糊着，才需要请示领导，领导才必须坐镇。

其次是中央层其实是N权分立，党内挺民主的。在大主教中堂合议这一层，不存在什么详细的决议，由谁执行的问题。所以重庆闹出的这些事，中央确实是允许大主教自拿主张试试点，看看传统瑰宝里是不是有点灵验的偏方。人人中庸的原因则是公有制崩溃过程中兹事体麻烦透顶。四条公有制皇宪若动，大主教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大家伙全没辄！大主教既然立了军令状，拍胸口搞文革准行，那就去试试呗。

因此估计大主教下重庆，确实是党内的决定，并且确实是以试点打黑为目的，确实也是约定了一定的行动自主权，诸如"十年不问责"之类的息壤类的决定。这样就间接地为大主教大展红图，打开了绿灯。另一方面，重庆名为直辖市，其实是三峡大坝的副产品，本身经济基础薄弱，需要中央财政和贷款的经济扶持。在经济上是国家的大包袱，所谓西域首都的重要性，那是哲学意义上的真理。

所以重庆这些地方做激进型的试点是最合适不过的。尽管拿重庆人当小白鼠做试验不太好，但资本主义那一套的道德咱国是不学的。重庆搞好了，如果成为一个商业金融区域中心，（这应该才是真正目标），对于西边经济的拉动显然是有益的；如果重庆搞砸了也不要紧，不会影响大局。反正一直都是依赖东部的税收，补贴西部大开挖过日子的穷地方。何况重庆穷地方特依赖土地财政，黑社会可能特凶。

因此重庆打黑就是钦差大臣请旨要干出点成绩，内定不干预重庆（内政），由权力圈中的弱势代表出面争口气的政治试验。偏偏其出发点对黑社会的成因和机理，认识上又是稀里糊涂的；脑子里名为打黑，实际上灌满了唱红打黑闹文革的浆糊。如果说拿下文强，尽管动作夸张，还算得上规定动作范围的话，后来对民营企业的广泛下杀手，实际上已经令其合法性完全丧失。大主教实际上自已走进了绝境。

除非复辟文革，否则重庆的打黑最迟自李庄案时，就已经全面被否定。这样无论是从大主教自保，还是为打黑正名，重庆方面都需要为文革翻案。但越是为文革翻案，就越是激起上下的高度警惕。真正警惕文革的不是民间在野的民主革命分子，他们更赞同重庆的打黑而仅仅不满意唱红。真正警惕重庆的，却是中央的决策层。重庆文革当局自已就已经变成一个迟早要被端掉的，名符其实的黑社会组织。

剑走偏锋之时，可以预计大主教和大英雄，在财物自俭方面是不错的，除非严办公费喝茅台之类，否则不太可能抓住重庆腐败的把柄。这就象文强最后主动招供，甚至可能是编造自已贪腐，只不过是传统权术"迷于财色者，必胸无大志"的自保。但是文革式的违法乱纪，问题比贪腐些财色要严重得多。突破口也肯定在哮天犬身上，尽管驱策哮天犬的是大主教二郎神。结果就是哮天犬亡命跑进了美国飞地。

薄熙来文革余孽，打黑纯属虚构

乌有之乡和文革集团都是"特权弱势群体"；
复辟文革是为了"打黑"，很幽默的谎言；
香港和欧美日本的黑社会，安全得没有违法；
完全没有黑社会是法西斯主义最大的优越性；

在公有制改革的市场经济去特权化的过程中，在权力斗争的层面上，除非是出现经济危机这类帮助民粹上台的客观环境，否则民粹主义倾向的政治力量，一般也是弱势的。反义逻辑就是，如果出现经济危机或利比亚战争这类海外向国内渗透的动荡，那么就是对民粹主义倾向的极端群体痛下杀手！要有海宇天空独往来的勇气；否则不但民主进程极可能纳粹化，改革者和私有利益社群，都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
作为权力弱势的政治群体，政治手段也会比较激进，可能这就是重庆的文革先进队伍，热衷发动文革运动，讨好那些乌有之乡还老不死的造反派。乌有之乡张从良们，在国企利益集群中，同样是利益分配中的弱势群体，正如他们自已悲叹"只比收入最高的老百姓好一两倍"。这两个名符其实的特权中的弱势群体的激烈政治倾向，大致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重庆等地发生的文革运动会显得丧心病狂。

但是为什么文革复辟运动，会以"打黑"入手，文革大主教还声称"黑社会把政府逼得走投无路"？在一个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大的党政军政教合于一体的社会里，小民百姓中就算有所谓黑社会，真是何方神圣？能把如此强大的政府逼得走投无路？如果真是这样，那二次大战是白打了！希特勒和日本法西斯，光是黑社会就可以搞死他们。为什么黑社会被视为合法组织的美国，就没有让黑社会逼死呢？

大主教虽然幽默但没有解释出，让愚民卫道如痴如醉的"打黑"到底为什么会成为文革的理由。从政治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如果能够让愚民卫道"如痴如醉"，不正是最好的民粹理由吗？香港电影一直以来最擅长宣扬夸大得几乎是不存在的黑社会，为电影主角提供对立黑暗面。香港电影界涉黑，甚至制造过刘嘉玲裸照这样的大案。印象中，也是香港黑社会较大的恶性案件了。黑社会，如此而已。

华人社会的黑社会是神龙首尾都不见。但无风不起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无论是大陆台港，对黑社会都是熟悉得不得了。最畅销的通俗文学，无论是金瓶梅还是水浒传，或者今天的几乎所有的武侠小说，说的都是黑社会。所谓的"武林江湖儿女"，其实就是黑社会里混饭吃的男女。所以幽默的不仅仅是山城前任大主教，更是传统的知识分子，能够一面崇拜黑社会文学，一面被自已的想象力吓得六神无主。

香港缺乏西方的民主，香港特首的选举权集中在由上级推荐的1200代表上；香港的民主程度，还赶不上大宪章时期的英国议会。但香港毕竟还算是法治社会，明白"没有违法的"不能行政打黑。所以香港是肯定有黑社会的，至于黑社会的专业是请大傻成奎安拍裸照，那是另一个故事。同理，尽管传说中的日本黑社会，意大利黑手党，芝加哥黑社会芝联帮（早就玩完了）凶神恶煞，却都是安全得合法的。

就象斯大林的苏联，希特勒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一样，毛时代是没有黑社会的，世界上除了这几个法西斯极权国家，由于有法律的条条框框，总是免不了有些拍裸照卖违禁品之类的黑社会。可以做到没有黑社会，可以算得上是法西斯主义极大优越性中不可比拟的。就连毛时代以前的民国和明清，都是有黑社会的。不过这些黑社会都不是反政府的，而是很乖巧地成为政府维稳的好帮手。

明清民国经常把一些不太方便官军出门的业务，承包给黑社会帮会。象漕运的船帮组织，让黑社会洪门等处理就比官府设一个衙门更有效。结果与毛左特权工人一样，大型的黑社会对朝廷是忠心耿耿，小黑社会就一天到晚反清复明，希望引起朝廷的注意好招安，也分配一笔垄断的生意。这类"弥补政府专业部门行政能力不足"的民间黑社会组织，在今天天朝，最接近的就是城管了，重庆据说有近万人！

乌有之乡是典型的黑社会

要公有制是正确的，乌有之乡就不是错误的；
为了"反腐败""打黑"发动文革，是希特勒政治路线；
黑社会就是"没有违法的坏东西"，只有法治才有黑社会，
乌有之乡和"唱红"就是典型的黑社会；

要全盘否定重庆打黑的困难，就如同要全盘否定文革，需要全盘否定预设了公有制的前提。在预设公有制的前提下，公有制是至高无上的，不惜老百姓一切代价的正义目标。革命总是有理的！文革无论造成了多么空前的，很可能也是绝后的剧烈，也只是"不惜一切代价"中的一小部分，换得了"反腐败""没有黑社会"的伟大战果，——>只要把公有制视为终极真理，不能说乌有之乡的逻辑是错误的。

但是所谓"官府的腐败"，真的值得不惜老百姓一切私有的利益作为代价反对吗？所谓"必须用非法手段才能打击的黑社会"，真的值得不惜一切老百姓的私有利益吗？世界上真的有不由老百姓分说，就可以不惜老百姓一切代价的绝对正义吗？这是乌有之乡毛狗为文革翻案的核心，也是乌有之乡的极左，仍然为重庆黑社会运动，文过饰非的要害！所谓"反腐败""打黑"要搞文革的人，真的是老百姓吗？

文革是为了"反腐败""打黑"，荒唐的道德制高点！潜台词是拒绝文革的人，就是腐败就是黑社会。类似的逻辑还有"革命"是道德制度点，象韩寒这样不革命，不是代表了统治者就是给统治者收买了。"仇美仇日"是道德制高点，拒绝民族主义就是美国日本收买的买办。中国传统愚民的传统思维与魔鬼三招的互动丝丝入扣！但是只要利益的角度，毛左辈贼喊捉贼，唯恐天下不乱的祸心就暴露无遗。

如果说用公有制的方式追求富裕或称共同富裕，虽然是南辕北辙，但还算得上传统污染的"信仰"的话；用文革的手段"反腐败""打黑"，就是赤裸裸的忽悠。这就相当于有人有了寄生虫（腐败），或者怀疑自已染了未确诊的病（黑社会），就下决心不吃不喝，"饿死寄生虫，饿死病菌"——>这就是文革！只要真的有信仰，那是有可能"成功"的。死人是不会有病的，骷髅是不会有寄生虫的。

公有制本身就是腐败，腐败依赖于公有制而存；同情重庆的一些人（不光是自称毛左的人），声称文革这类彻底的的公有制，能消除公有制的腐败！甚至声称私有制的改革中有不让他们认为不完美之处，无非是重庆文革的"腐败，黑社会，户籍制度"之类，就声称让毛左文革重庆党"专制"，"可以牵制民主改革派不腐败"。这种看似荒唐的精明论调，恰恰是打中了怪胎民主派迷信"N权分立"的要害。

用毛左的文革"牵制民主进程中的腐败"，就象让日本鬼子继续南京大屠杀，以牵制中国改革开放的不要腐败，让希特勒的法西斯横行，减少魏玛德国中的"腐败＋黑社会"——>希特勒就是这样出来的！毛左革命党如此精明的政治技巧，本来就是文革厚黑的天才，毫无创新性；令人警惕的是，所谓的民主右派，对于文革一党的此类忽悠，却甘之如饴笑纳。可能这就是他们对重庆事变黯然无声之故？

这是一个例子，同样足以说明，离开了私有制原则，一切美妙的哲学口号，可以轻易被邪恶的魔鬼轻易套用。否则，文革手段"牵制腐败"，实际上是培养明朝文官集团的朋党相援政治集团，有那一点是经私有制自治国民的授权的？这种"N权分立"，有可民主意义可言？当文革都已经不令这些人害怕的时侯，所谓黑社会就如同教堂里的唱诗班，反而让这些人害怕得，要团结毛左"打黑""闹革命"？

公有制的前提下雷霆雨露皆是君恩，说"不"的都是黑社会。但是在私有制民主的前提下，所谓黑社会就是法律上没有证据证明其犯罪的，甚至是法律上没有证据证明其存在的行为。换言之黑社会是不一定存在的东西，即使存在也是因没有违法而必须容忍的。典型就是只要不是违法的，无论乌有之乡多么令人厌恶，都办能容忍它的合法存在。什么是黑社会？乌有之乡和"唱红"，就是典型的黑社会！

公有制是腐败的根源

腐败是公有制的腐蚀剂；私有制没有腐败的空间；
老百姓不会因为腐败受伤害；贪官损害特权分赃的"公平"；
贪官是牺牲自已的权位，换取不算私有的财产；
没有贪官的一群毛左特权强盗，对老百姓更为不利；

所谓腐败，无疑是任何公有制的腐蚀剂。作为公有制的掌舵人，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改革者，还是象朝鲜金太阳那样的坚定信仰者，对于腐败的痛恨都是可以理解的。尽管从实体经济学的观点，公有制是腐败的根源。所谓"特殊材料做的人，没有腐败的公有制"，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自欺欺人的信仰，——>信仰永远是无敌的！但是在任何时侯，却很难说出，腐败到底伤害小民百姓什么了？

贪官，即所谓借腐败发了财的权力人物，如果他们所要的腐败利益，已经可以从体制中得到了，象所谓"高薪养廉"，他们没有表面上的道德腐败了，税是老百姓加倍出的，请问这样的"没有腐败"，是好事还是坏事？贪官腐败发的财，是从体制赋予的权力中得到的，却不是从老百姓手中得到的权力，那么又伤害了老百姓什么呢？老百姓会因为贪官发了财而受到伤害？还是因为贪官本来应该都是雷锋？
因此老百姓（指体制外）对贪官的所谓仇恨，实际上是信仰了"公有制极大优越性＋当官的必须是雷锋活佛＝青天雷锋大老爷为什么不管制市场"。这是联合两个必要前提才能作出的"道德经济学"。这就是东西方左右派的传统卫道士，一方攻击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一面攻击中国人没有信仰，攻击"自助＝自私＝道德滑坡"的理由。但偏偏第一个前提是子虚乌有，第二个条件则如照妖镜，谁嚷谁是伪君子。

如果是预设了公有制极大优越性的前提，倒还可以认定是贪官贪污了本来属于老百姓的财富，所以伤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这就是文革的理由。但遗憾的是世界历史上的所有公有制，无论是基督教的还是东方孔儒的；无论是伊斯兰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清一色越是清廉无私的社会，越是穷得丁当响的，反而被指责贪污腐败的，反而还多少是有点财富的。"越是没有贪官就越穷"，问题显然出在公有制身上。

如果放弃预设公有制前提的信仰，那么从实体经济学可以发现，所谓贪污腐败，实际上是公有制组织走投无路以后，局部掌权者"变卖权力求出路"，他们的确是损害了公有制的权威，的确拉大了贫富的差距，但并没有损害老百姓的利益。这就是"政府（公有制）是社会的成本，贪污是政府的成本"的道理。对于贪官个体来说，实际上他们是牺牲自已的权力地位，变换了属于自已的仍不合法的私有财产。

自称老百姓的，未必都在体制外。最激烈指责贪官腐败的，多半都是些体制内的国企跟班。象通钢和三峡的特权工人，对老百姓鄙夷地"我们的收入竟然只比老百姓高一两倍！"——>这些机灵鬼是对着领导自称是老百姓，对着体制外的小平民就自认是阿Q身份仍高半分的，还有劫掠平民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革命特权。这些向雷锋学习的小毛贼，指责贪官的意思是"为什么缺了国企特权工人腐败那份"。

将闭环系统表述的体制，引入到国企或垄断事业单位系统之中。公有制前提下体制闭环自动屏蔽任何体制外的中国国民，——>今天全中国95%的农民和80%的市民，在体制以外！对于这些体制闭环外中国平民百姓，国企和事业单位内部所谓的贪官不贪官，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贪官不贪，把钱都分给他们的19品跟班，做一伙儿抢劫老百姓的财产时，傻逼老百姓就对着清官强盗头目，替毛左幸福吗？

所以毛左是可以恨腐败的，因为分赃的时侯可能短了他那份。但肯定地与体制外老百姓无关，甚至可能更糟糕一点。因为一个小偷贪官让人讨厌，一伙毛左强盗就是巨大威胁。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体制内的单位也是有闭环内的闭环，贪官真的有贪官时，其实毛左们的处境反而是相对好一点的。道理与贪官实际上没有损害老百姓利益一样。真正损害所有下层人士利益的，不是贪官也不是腐败，而是公有制！！公有制侵占了老百姓的权益，贪官的腐败却不会进一步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毛左的腐败侵吞的每一分，都是老百姓的血肉！

超级首都的政治意义是中央集权

超级首都的政治意义是中央集权；
国民主权的联邦国家的首都是比较小型的，目的是降低行政成本；
中央集权社会的"行政中心"都有"特殊政策"；
中央集权政体制造地区差异；
小农牛二栽赃户籍制度，卫道中央集权：

国民主权政体（即所谓的西方民主，或称户籍制度国家，如美国）之中，由于放任个体利益的博弈，而不谋求以某种"公共道德"的理由勒令之；因此不能排除也存在诸如"妖魔化户籍制度"这样的(个体/地区）的诉求。但是只要是确实贯彻了国民主权原理的民主政体，那些妖魔化户籍制度的政治运动，就永远得不到法理上和社会实力上的支持；包括彼此枪杆子的实力。

除非是在一个中央集权传统，如法国这样的央权文化国家，缺乏地方经济福利治权，中央权力可以用某种正义理由，剥削地方福利，实现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如果这种暴政是通过"全国一人一票"而获得正义执照的，此种政体称为法式民主，名声难听点就是希特勒型，或毛主席文革型的"大民主"，今天称为民粹。

今天驱使妖魔化户籍制度的牛二动机，是因为中央集权社会造成的"（集权）政策"的倾斜；将辖治内的资源，用行政手段集中到几个行政中心造成的。大体上一个国家是不是中央集权型的国家，只需要看其（首都/行政中心）的规模，与国土其他部分相比，是否显得大得不相称。象美国这样的联邦国家，其首都是相对比较小型的。原因是为了降低行政成本，相对穷的小地方，更适合做联邦的首都。

在罗马帝国时期，这种中央集权政治，就造成了罗马－意大利的特区和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大英帝国号称"自由社会"，却是集中了半个地球的资源，又集中到伦敦一地。日本的东京都，泰国的曼谷也非常巨大，这两个国家细分其政治，估计权势也是相当集中的。再看南美的墨西哥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法国的巴黎，俄国的莫斯科和中国的北京，天朝的上海，莫卧儿的德里，等等。

中央集权的国家，不但将整个版图内的资源集中在行政首都，各个治区也把本地的资源，集中到地方首长的驻跸地，如中国各行省的省会城市，相比其周边地区，也是大得有点不相称；或者城市规模的发展，优惠的条件，明显超出非行政中心的城市。典型如河南省会郑州，自战国以后一直就是一个大乡镇；但自毛朝河南巡抚建制牧野之南，历朝古都的洛阳和开封，就明显衰落，郑州成了特大城市。

同理，县政中心的乡镇，也比周边的地区高出一个等级，而成了"县城"。这就是妖魔化户籍制度的牛二们，对作为中央集中型的行政利益垂涎三尺所要"均贫富"的地区差异的成因。有趣的是，小农牛二们不约而同地采用了马克思主义这类中央集权的社会理论，将贫富差距的成因，大帽子扣到市场经济的头上去鸟。

由于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是剥削对方，集中行政中心搞国家建设的；因此，无论是从避免摊薄行政中心的福利，还是为了避免小民百姓逃进首都首府，不交田税还吃天子的救济；为保证集中力量办大事（否则干嘛要中央集权？）的初衷，中央集权帝国都倾向于把豪门富族集中到中央，而对小民百姓严加管束于原籍。如汉武帝迁天下富户于茂陵，小民出境都要向县委书记开介绍信。

这就是小农牛二们所称的所称的"户籍制度的万恶"！事实上是否禁止境内居民离境，乃是小农牛二家乡"自治"的分内事，大城市他乡根本管也管不着；绝大部分户籍制度地区也不反对移民据贡献而最终分享本地福利，（准入条件当然是原居民组织制定）。将中央集权的封建政体的罪恶，硬扣到所谓户籍制度的头上，以此卫道中央集权的封建政体，此即小农牛二的现行革命运动也。

自由不是美德

自由不是美德，民主的自由不是天经地义的；
依法取缔维基解密/乌有之乡的"言论"并没有侵犯自由；
行政取缔乌有之乡对政府利益不利；

民主社会的"自由"是天赋的，却绝不是天经地义的。一位被判犯罪，甚至涉嫌犯罪处于法定羁押期内的人士，就没有完全的自由。在西方法学上则解释为，这家伙选择了犯罪，也就选择了失去自由。尊重这家伙的选择，甚至根据其犯罪，依法把他枪毙了（死刑），才是对彼自由最大的尊重。自由不是美德，因为自由根本就不是道德。如果不是自我维护的，就是公共法律没有禁止的，在民主法治两者等效。

因此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不象一些基督教信仰者所迷信的那种不受限制的，依赖于统治者信仰美德而恩赐的"自由"。在民主公共法律授权条件的时侯，是可以剥夺个体的言论自由及其他的自由权力的；除非你没有犯下法定追诉的罪案，而仍具备自愿脱离这一共同体的权力，以脱离共同体（如自愿放弃美国国籍），从而摆脱了这一通过公共法律所剥夺的自由，重回到"我主张，我自由，我维护"的状态。

因此象在美国社会中，自由也是有限度的，是受公共法律禁止的红线的限制的，仅仅是法律没有限定的默认权益归属个体；但仍保存着他人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在他人认为是与你的自由利益相冲突的权益分歧。明白这个道理，才能明白在美国也有紧急状态下的言论管制，如两次大战之间罗斯福总统的新闻管制；也有着今天美国和北约对维基解密的围追堵截。明确此原则，才能考虑乌有之乡等的言论自由。

如果是在毛教党宪之内，乌有之乡之类的言论自由，取决于领导同志一句话。四人帮是反党叛国集团也取决于领导同志一句话。毛主席没死取决于毛的一句话，这叫两个凡是。毛升仙变成毛神后，就是华主席和邓书记的话也是凡是。两个凡是能够减掉一个半，也算是历史的进步。在这种比罗马皇帝治下还逊色几分，处于明朝极大民主状态下的雷霆雨露皆是皆是君恩，不正是乌有之乡明粉毛狗所信仰的吗？

如果是假定在未来的私有制原则下，那么取缔乌有之乡这类王八蛋的言论自由，就不能凭any凡是了。只要乌有之乡没有违犯任何实在法条款，就不能取缔乌有之乡的言论自由。就算政府象重庆王都督一样，对于不合心意的言论极大愤慨，也只能象奥巴马政府起诉维基解密"涉嫌间谍案"，实际上是用民事诉讼的方式，取缔乌有之乡（维基解密）的王八蛋自由，而不能亲自下手打黑。

反之如果根据法律规定取缔乌有之乡这类王八蛋的言论自由，也没有违反任何人权个体的普世价值观。因为乌有之乡都不是"凡是"的神仙，他们是要对自已言论负法律责任的。不过这是很理想的未来世界，暂时还是只能从强政府的实在法出发；即政府可以根据行政法的授权，干预任何政府认为应该干预的不当言论。这同样是俄罗斯超级总统制度的行政上的实在法。

在明确依法取缔乌有之乡这类法西斯煽动性质的媒体的合法性前提下，（假定的确存在适用法律，且司法程序完备），笔者从行政利益出发，仍然对限制乌有之乡这些王八蛋的言论自由，深表遗憾并保留个人意见。原因同样不是因为信仰，也不是因为道德，也不是因为法律限制，而是因为不符合政府的利益，也不符合民主改革的利益，假如政府真的要向民主方向改革的话。

首先在"凡是"的制度传统下，今天的凡是乌有之乡的都死拉死拉的，明天就可能变成文革万岁的凡是。中央集权制度的政治动荡，映射到基层凡是的变动就是惊涛骇浪。今天取缔乌有之乡的凡是，明天就可能用来取缔任何个人言论自由。只要民主是渐进的，这种情况就肯定是会发生的，仅仅是程度不同和区域大小的问题。其次是不符合政府的利益，取缔乌有之乡，不能减少极左逆流的威胁。

乌有之乡言论与纳粹类似

乌有之乡等网站被关闭，暂时没有法律依据；
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未入宪，乌有之乡不犯法，文革打黑有理；
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入宪，不需要与四条原则相冲突； 
乌有毛狗也有王八蛋的言论自由，直到违法为止；

实体经济学的（大历史观＝大现实观）是先验性的，不依赖具体人物事情的细节，更不涉及个体某人的道德和信仰；但任何结论都接受实证的证实或证伪。这种先验性即使用到利比亚事件中也证明是比传媒实播更准确。在重庆有关事件完全公开被以前，（注意与官方发布的权威故事，概念有所出入），笔者也不会去猜测内幕，更不会用内幕作依据；并且欢迎任何有根据的澄清，否定笔者先前的所知。

笔者有关重庆的认知，完全来自公开阅读的信息，而且主要是国内的信息。近两天最大的消息，是乌有之乡等网站被全部关掉了。笔者对此感到遗憾。这种习惯性的舆论管制措施，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也是一向的中国特色。特别是对于与纳粹类似的乌有之乡这些所谓"左派"网站，如果发生在德国，是完全合法的。因为德国已经尽可能反思过二次大战，宪法明确规定任何正面宣传希特勒均属非法。

但东方社会里毛神庙和皇天门前的四大马教先知，还是官方政治参拜的神象。除了乌有之乡这些网站，明显谎言连篇的老式大字报，文革是讳莫犹深的话题。当文革并没有在官方完全定性时，那么乌有之乡和毛主席旗帜这些网站，至少在官样文件里是政治正确的；同时又是严守着国宪的四条原则，和党宪的马克思主义和毛先知的神圣化。如果说谁更合法，坦白说在目前官样文章中，乌有之乡更合法。

重庆愚民打黑事件，实际上是打着左灯向右拐的第N次撞车。只要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不能成为实在法的宪法原则，这种撞车还会一次又一次地，变着花样换着美妙的道德口号，直到社会政治崩溃重开文革，或者把这简单一条原则入宪为止。正如上帝可以作为个人人权的自选前提，公有制信仰是否不变，也可以保留作为宪法精神。用邓的话来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私有财产仍然神圣不可侵犯"。

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入宪，并不需要推翻四条皇宪，只需确定四条皇宪不得用于侵犯私有财产即可。（此时反思林肯在南北战争中为什么违宪？）。公有制的实现是不可预计时间的未来信仰，当前的实在法，就需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神圣，就是不允许设任何侵犯的理由。如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作为宪法的一条实在法原则的话，那么重庆有关执法人等，个人都可以判抢劫罪合并黑社会集体犯罪。

今天好莱坞的牛仔反黑电影和香港ICAC诞生之初的雷鸣探长案，都是此类型案件。本身就说明，所谓黑社会案件，如果需要上级政府/司法部门介入的话，肯定是发生了不合法的公权侵犯私权，为维护私权才有"打黑"。换言之"打黑"肯定是打"政府部门的集体犯罪"，而不可能是"政府打平民的黑社会"。如果说文都统时期还有政府公权干涉民情的嫌疑，那么后来的打黑，分明就是黑社会犯罪。

但这样的法律定性，必须在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偏偏这一条在所谓"改革"和即将要的"政治改革"中，影子都没有！那凭什么说重庆犯法？凭什么说不应该文革？又凭什么说乌有之乡言论不当呢？言论自由并不是一种道德的信仰，如果涉及到民事诉讼的话，乌有之乡是有可能负民事责任，而被司法案定赔偿，整改，否则冻结产权，拍卖……，所以乌有之乡也是要对自已言论负责的。

除了民事诉讼的言论责任（俗称涉嫌诽谤）以外，如果是按照西方民主社会的法治方式，是没有理由禁闭乌有之乡的。乌有之乡尽管是毛狗王八蛋，但王八蛋也有胡说八道的自由，直到它触犯了法律红线为止！笔者当然清楚，如果乌有之乡得势的话，对我们这些小私老百姓就会赶尽杀绝，称之为"文革打黑"。但我们不是乌有之乡，也不怕乌有之乡这些王八蛋胡说八道。这不是"和解"而是"依法宽容"。

真实的毛泽东时代

1.制造了世界级的假大空，亩产万斤，超英赶美。国内的事情一塌糊涂，却要干涉别国内政，解放这个解放那个，一副我是牛二我怕谁的嘴脸，把中国搞成了孤家寡人，国际形象又臭又硬。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你却大手大脚地支援亚非拉。
2.自己爱读书，却不许别人读书，鼓动红卫兵到处抄家，把所有的书籍都指为"封资修"，只能读他的小红书。国家批准的正式出版物，你说没收就没收，你想烧毁就烧毁，那都是老百姓省吃俭用花钱买的，凭什么？
3.工人不干活儿，学生不读书，每天早请示晚汇报，背语录跳忠字舞，一句话不顺耳就是反革命，就置人于死地，全中国就他一个有思想。出尔反尔朝三暮四，把几亿农民捆在土地上当二等公民，这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站起来了？
4.斗完国民党斗亲密战友，斗完战友挖古坟斗孔老二，斗小说里虚构的宋江，吃饱了撑的拿老百姓当猴耍。一辈子迫害狂，煽动红卫兵打砸抢，不整人就活不下去。搞社会科学的你整，搞科学技术的你也整！看看跟他打江山的将军元帅；看他自己培养的接班人个个不得好死；看他身边工作的，办公室主任、秘书、保健医生，不是坐牢就是自杀。把事情做得这么绝，有点疑问不行么？
5.种棵花草溜溜公园，女孩子打扮打扮，都不允许都是封资修。全国人只许读他那几首诗词，猫选出版数千万语录印发两亿，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国家连印考卷的纸都拿不出;大量造飞机的材料用来造他的像章,翻翻世界史还有这样的"人民领袖"吗？打着民主旗号当皇帝!

科学中没有哲学的位置

科学是实证的注册表，没有哲学的位置；
"哲学整体性＝偷换概念＝耦合＝缺乏实证的实体和关联" ；
"天无二日＝排疑法则"不等于"绝对真理"；
"信仰"是在人权私有原则的前面，自已加上一个上帝；

天无二日的逻辑系统，是客观实证的注册表。如果没有客观实证，就算自称是天无二日，也无法与事实对照，以确保没有对象概念的偷换，——>这是不可能的！就算是在科学体系之中，由于认知的限制，也常常产生实体对象的混淆。象过去曾经把动脉瘤当成"肿瘤"办，把流行性感冒当感冒办，把细菌感染当成病毒感染办（用抗生素），其实根本上就是两回事。缺乏实证匹对，不混淆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天无二日的逻辑系统之中，完全没有哲字的位置。哲学的意义，仅仅存在于没有实证的领域，还可以任由想象力的发挥。但通常总是与当前所涉及的命题，完全没有关系。象笔者要到悉尼去，其间从机场一直到飞机型号的性能参数，所谓"真实的"东西多着呢！但笔者只需要知道飞机票的航班、时间、价格等必要的资料。至于机长和空姐姓甚名谁，是否有一脚，关我什么事？这就叫奥卡姆法则。

"如无实证，不要引入实体"，在系统论中就是"如无实证，不要引入对象；如无对象，不要引入节点"。两个节点之间的联系（客观的逻辑规律）如果还没有明确，那才是哲学或者理论家用武之地，但肯定不是重要的。同时任何理论，还必须排除命题中的两个对象，已经分于其他分支之中同，而导致"明显没有关系"，尽管可能有同一个祖宗。象活取熊胆和人道主义的同情心，三个概念之中明显有混淆。

出现对象的耦合（出现递归）是系统论中困难的命题，即在"树"中，不同的分支跑到同一个节点上。这种所谓"耦合"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所称的"整体性"，实际含义是"黑箱，无解"。因为系统构成了一个自洽的闭环。如果真的存环，除非发现新的实证，区分出不同的对象，否则系统论的分析到此为止。并将自洽的闭环体，视作黑箱。现实社会中典型的如国企产权的所谓改革。

在系统论的逻辑看来，耦合意味着自相矛盾的对象是不可能成立的。象一些隐瞒利益的"民主革命派"就是这种矛盾。如果不是引入了不具实证的逻辑关联，导致违反了天无二日的逻辑规则，就是肯定有实体概念被偷换，以至于令完全不同对象的两样东西，被当成一个对象处理，如国企产权耦合中的"纳税人产权 vs 国企工人是企业的主人"，或者如在民主进程中最经常出现的"人权 Vs 人道主义"。

如果排除了概念偷换（包括无实证的关联）的话，看似耦合的对象很可能是同父源的"亲戚"。如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公有制传统的关系。该法则（奥卡姆法则中的"不要同义反复"），是进化论/生物分类中的特点，在实际应用中则被当作工程法则使用，播之四海而皆准。由于它本身不是"天无二日逻辑系统"的一部分，而是梳理逻辑系统的排疑法则，并没有违反"没有绝对真理"的限制。

个人主义是客观科学的实证标准。拒绝接受科学进化论的人如拜上帝教，如果能够接受人权个人主义的个体价值观，也可以由此经"个体边际效用"，得到社会进化论在人类社会中的一切结论，而不必理采人类之源，到底是神创的还是进化的。但如果信仰分子同时又攻击"自私，没有信仰"，强调"人道主义"，那么就否定了人权私有制本身；同理马克思主义者声称自已是"进化论"也是没有意义的。

自"任何信仰都必须首先表述人权个体的价值观""不遵守人权私有制原则者，没有信仰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开始的逻辑树中，本应作为整体科学世界观（或时髦称"科学发展观"）最核心前提的"人权个体价值观"，被放置到与拒绝进化论的宗教信仰者妥协的"社会科学的前提"上，并不是逻辑矛盾，因为是不同个体的世界观的逻辑树。仅仅是不反对宗教信仰者，在人权种子的前面，再加上一个上帝。

数学不是必要的

科学是实证的注册表；数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不高；
科学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不是自然界才是科学；
科学中的测不准和预见性的统一；

系统论在严格的意义上，是表诉符合天无二日逻辑要求的理论的方法论。将其与一般的哲学信仰对比，就会发现其区别在于严格的逻辑单一断言的要求；将其与逻辑比较严密的学术哲学理论对比（象马克思主义，波普尔哲学等），就会发现系统论表诉的科学理论，实际上是客观实证的注册表。系统论本身并不是检验客观实证的标准，而是把已经得到检验的（即讨论双方公认的）实证，注册进逻辑树中。

客观对象的实证标准，归根到底是个人主义即每个观察者的心证。在彼此交流的意义上，就是科学的三要素"实证性，重复性，他证性"。此三要素是在交流的意义上才成立，对于个人的心证层次只不过是自已采证有多谨慎的区别。因此不存在"我比他人更实证，更勤劳，所以我掌握着实证的标准"，这样将侵犯了"他证性"。科学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不是自然才是科学。这是神化数学者犯的错误。

方舟子介绍的"数学可测量性"即数学精确的他证性"，仅在可以使用数字表达的特定领域中，为了更精确的逻辑结果。这种领域是很少的，而在这种领域中，真正需要精确数字的情况，也是极少数的。象"我爱我家"的个人认知就很难用数字表达。世界是由实证对象组成的，实证是个体的认知后，用逻辑组织和表达的；数学是逻辑是一部分，数字是数学的一部分。这个世界观的层次，很多人没有重视。

象爱恩斯坦从麦克思韦方程式中（假定惯性系统不变 or 光速有极限C），经洛仑兹变换得到狭义相对论e=m*c*c。含意是越接近光速，牛顿惯性加速度定律越失真，加速的能量无限制地转变为质量dm。反之亦然（将成原子弹）。其推理过程是代数表达的逻辑，而不是数字。莫雷实验的精确数字与爱恩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没有直接联系。光速仅仅表达为逻辑常量C，系统论中称"常量，常数,Constant"。

符合天无二日的逻辑体系是实证对象的注册表，实证对象本身又是用于核对逻辑体系中注册的实证，是否存在逻辑矛盾；是否同一对象给注册到不同的分支上（同义反复），如果yes就意味着逻辑分支要合并；是否有些逻辑实体是没有实证的假设，象相对论中的"光速不变"，牛顿定律中假定的"以太"。实证的标准取决于每一个人的个人认知，那么个人主义（人权私有）无疑就是大树最核心的种子。

把科学体系看作是一棵符合天无二日逻辑要求的的参天大树，每一个节点就是一个"实际观测的，肯定的证据"，节点之间的连枝就是所谓的"客观规律"，包括一般所称的理论。不管客观规律是怎么绕，可以肯定是不会与其他枝节缠乱（耦合），同时不可以否定连续客观规律之间的"实证节点"的客观存在。节点不存在则节点之间不存在"规律"。因此上帝没有显灵，公共交流就只能是基于无神论。

科学大树是在生长中的，除非给装进了中世纪或者文革式的信仰帝国的思想禁闭箱。无法预言每一个枝叶的准确的生出的位置、大小、形式……，但是科学根据已知节点的特性，与父节点关联的规律，大概可以知道新生的节点和"科学规律"在什么位置，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前者就是测不准，后者就是科学的预见性。该规律同样可以用作上溯的考证（如考古），同样存在测不准和预见性在实证上的统一。

在科学的大树之中，数学的地位是不高的.每一个叶子精确的重量和大小数值——>有什么用呢？数学和统计也常被滥用的。因为如果不是在同一个领域上的页子，统计出来数字有什么意义呢？——>除非是他们共同的某个祖先节点的属性。因此除非是付之具体的应用，象要攀上树上摘果子（相当于现在科研开发），否则某枝某叶之间相隔多少米不需要关心。我们只需要知道，They are there。这就是逻辑。

为什么某些人怀念毛时代？毛时代医疗住房基本免费？

免费 ? 他那个免费是对谁免费了？工人、干部？农民们呢，咋办？像北朝鲜一样免费？现在北朝鲜这些也都是免费的，赶紧去投奔吧。你说的是国家干部，农民什么也没有 . 免费的是体制内的 , 农民才不给你免费呢 .对当官的免费吧？还得是到一定级别的官员 . 那是廉价的最极低的医疗保障罢了 , 对于农村来讲，就是推广了一些"赤脚医生"——这种大夫你让现在的农民去看他们都不屑于 .现在的市民更是至少也得二级以上医院才看 . 免费饿死三千万。一家三口几代人一起挤筒子楼也算住房么？
现在朝鲜的医疗也是免费的，你生病了可以挂个啤酒瓶输液，也可以躺在案板一样的手术台上，你想去享受吗？朝鲜古巴还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呢。画了个大饼而已 , 当年还免费吃饭呢，结果还饿死那么多人 , 没有的东西说免费，可笑。
你是农民就p都没有，城市里就神马都有 , 你是干部就都吃好的，普通p民就将就着吧。怎么现在还有人想那毛时代？你不听话，不给你粮票就等死吧，知道为啥要歌颂了吧？毛时代你连牛奶都喝不起 , 想念毛时代 , 请移民北朝鲜 , 为国家减轻负担 .
看看北朝鲜就知道了，虽然医疗住房教育都免费，但是医疗条件很差，住房也很烂，教育也一样 . 北朝鲜现在也是医疗免费 , 只不过老百姓连得个白内障都治不了。我家养的猪也是住房医疗伙食都免费的，你羡慕吗？医疗只有是城市户口的又有正式工作的人享受（也的确享受到了），剩下的农民什么的有病就是在等死！

饿死人的事儿这么快就忘啦 , 我小时候全家一年吃了2斤油，有一年过年一口肉都没吃到 . 毛时代城市人口可以用粮票换农村大姑娘 , 还吃救济, 都吃树皮观音土了.亩产万斤都能上从来不说假话的人民日报 , 人均寿命没有突破万岁真是丢人啊 .
免费？扯蛋吧，农民分房了吗？有医疗保证吗？城里的也是小部分分房，大部分一辈子蜗居，城里医疗估计相对有点。现在不好，不代表过去就好。
每人每月定量供应1斤肉、24斤粮食的生活，真没觉得幸福感有多强。照这么说，原始社会幸福感最强。

"那时候人与人是真诚平等的。"
还真诚平等，文革时候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互相揭发互相批斗 , 不管是夫妻父子还是朋友 . 毛的时代，没钱没文化吃香，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你回了毛时代，也是下九流，臭老九，要送下乡去插麦子，你愿意吗？而且去农村劳动，你肯定干不过天天干农活的农民，那还要说你工作不努力，不积极，思想没转变过来，你能承受？不仅要排队，更要搞关系，所以权力高于一切，领导高于一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乌烟瘴气。

人均住房面积只有现在的1/3，城市化率只有现在的1/3 , 所谓的免费更是扯谈，城里人要到40左右才分到一套小房子，农村即使在江浙也都只是一层平房。真正底层的农民，是不愿意回去的，因为老毛时代他们更可怜。
对领袖的病态崇拜 , 中国和朝鲜一样 , 不过朝鲜不跳忠字舞 , 举着小红本 .活人都没钱拍照，还给死人拍。除了"反动"记者，其他我看没有机会，可惜那时连"反动"记者都不存在。90年代末朝鲜饥荒，国际上天天要饭吃，流出来的照片也几乎没有 .
医疗免费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广大农民、城市无业人员都没有。住房免费也仅限于公务员和国企，而且往往要熬到40多岁才能分到房，现在即使很贵大部分人在30多岁甚至更早就拥有住房。农民有个球的福利 , 村里赤脚大夫就那么点药，打针的针头都是开水烫烫接着用。
老毛时代的这些福利只有极少数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人能享受到 , 怀念这个的人是怀念自己当年的特权生活 ,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任何福利 , 看看现在的朝鲜就知道 , 是有一部分人享受了政府提供的免费医疗和住房 , 但是更多的人挣扎在死亡线上.

"雷锋不是拍了几百张么？"
雷锋幕后有人组织的，给他塑典型 , 他做好事不留名，可惜全国人民都知道 , 他的照片你从拍照的角度看，那就是摆拍的，塑典型用的 . 1960年，哪有什么个人的照相机。少数公家的照相机是要用来拍亩产万斤粮的。谁敢去拍饿死人？不要命了！再说，当时连逃荒的权利都没有，饿死也是在自己家里，哪来饿殍遍野？三千万是一个大概的估计，是从人口年鉴推测的。可能很不准确。饿死人的事，中央都是承认的。

现在你有钱，你就能享受好的医疗、租房、出行，可以说在金钱面前基本做到了人人平等。而那个时候，你没有权力的话，根本不行，而且你有钱了，还有随时被抓出来批斗的危险。向上的阶梯基本都是被堵死的，很难想象一个不鼓励勤劳创业致富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村支书搞知青，不让搞，不让你返城，算不算流氓?！他家要是高干 , 搞不好还真愿意回到50,60年代啊 , 那时候看着别人吃不饱饭，他们家能大鱼大肉了 . 人家要是高干，当然愿意回去了 , 你问的是普通老百姓，这能是一回事吗？
江青，王洪文还不叫腐败，不知道什么才叫腐败。难道腐败就是贪钱吗？一群脑残以为贪到实实在在的票子才叫腐败。没有法律，人人不平等，这么大的腐败，他们眼睛瞎了，看不见 .选妃也包装成革命事业了吧？
文革就吸引懒猪，自己不努力，狗屁都不行，看着别人挣钱买房子眼红，就想搞平均 , 文革就是没钱没文化懒猪流氓的天堂 . 买不起也很正常，可以租房，甚至可以向政府申请廉租房福利，这个都是正常的。然而，这鸟人连租房都不愿意，天天想着政府给他分房，这不是懒猪是什么？当然，我觉得就算是懒猪，也有权力享受廉租房、基本医保和基本教育，有权力天天吃米饭白菜，偶尔吃顿肉，但看到别人靠自己勤奋努力住大房子、上好大学、吃好药、大鱼大肉就想抢过来，这不仅是懒猪思维，还是强盗思维。月薪低于2000才会想要回到毛时代吧 , 想想自己为什么卢瑟 , 不要总琢磨天下大乱 .

"其实主要是老毛时代，权贵不敢太嚣张。"
人家嚣张了你不知道，知道了不敢吭声。

温家宝: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

2012年03月14日13:52中国广播网

[温家宝]王立军事件发生以后，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国际社会也十分关注。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央高度重视，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调查。目前调查已经取得进展，我们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严格依法办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2012-03-14 13:47 ]

[温家宝]多年来，重庆市历届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改革建设事业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2012-03-14 13:47 ]

[温家宝]我在这里想讲一段话。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 2012-03-14 13:49 ]

[温家宝]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2012-03-14 13:50 ]

温家宝谈王立军事件：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４日电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１４日在北京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多年来，重庆市历届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改革建设事业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作上述表示。

    他说，王立军事件发生以后，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国际社会也十分关注。中央高度重视，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调查。"目前调查已经取得进展，我们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严格依法办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温家宝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

    "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温家宝说。

2012年03月14日 14:09:06 
来源： 新华网

重庆唱红打黑比文革要轻，但发展下去就是文革

重庆人民已经提前适应文Ge社会氛围了。看平西王这么好斗就知道他要上台 那老百姓就惨了 . 平西王要上台老百姓要被折腾死 , 反正现在没事干的人也多 . 斗屁民啊 ,不唱红歌 ,思想境界低 , 批斗 ; 不买国货不爱国 , 批斗 ; 成分不好不许出国成分不好不许当公务员 。。。薄喜欢控制人的思想  , 老子就不想唱红歌 , 怎么地？薄要是上台 , 你不想唱  , 肯定给你穿小鞋 .他这做法就是干涉老百姓私生活 , 让老百姓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权力 .
薄的行为当然比文Ge要轻度，但发展下去就是文Ge。性质是一样的。想依靠运动解决问题，做梦！敢反对唱红打黑吗？敢反对那个吃粑粑的大爷下场就是榜样。这就是思想控制的后果，重庆人民已经提前适应文Ge社会氛围了。有报道说重庆没有发廊妓女，人性的角度来看，这是正常社会？
统治阶级内斗，P民就有机会了？什么逻辑？一般来说神仙打架  , 屁民遭殃 . 统治阶级搞内斗，从来都是最伤害p民的，到哪个国家都是一样。
薄失策在唱红。如果不搞唱红，平西王现在是众望所归。一搞红歌，大家就想到文Ge，想到太祖。除了唱红还有上山下乡，以及一些言论，不只是一个唱红就能让人联想到文Ge的。你不想唱 , 行么？打黑不能黑打；唱红更是瞎扯淡，愿唱什么歌要你管？要知道，任何一种不依靠法律进行的打黑行动，都是在打倒一个黑社会的同时，制造一个新的黑社会。这是一定的。

问：你这是片面扩大唱红歌活动，我们单位去年也自发唱红歌了，咋了？思想被控制了吗？  
答：好吧，那你们单位今年还准备 "自发" 唱红歌吗？特烦那种通过唱红歌进行政治投机的分子，如果薄书记有难，他们今年肯定不唱了。

温家宝总理为何什么认为中国可能再次回到文革？

"温家宝总理为何觉得中国可能再次回到文革，我怎么觉得完全不可能？现在的百姓可不是1966年那样愚昧了 , 温家宝总理为什么认为得中国可能再次回到文革，我怎么觉得完全不可能？重庆这个就是唱唱红歌而已，和文革差得还很远 ， 温相也是经历过文革的，应该知道这两个的差别 。"

 

是的 , 总理知道 , 重庆再发展下去, 本质上和文革就没区别 , 定专案组，先抓人后找证据判刑 , 重庆现在有多少专案组，你知道吗？唱红打黑，以黑打黑，离文革还远吗？只要一个社会loser居多，那么文革就是有可能发生的。
中国随时都有可能 , 如果某某B太阳说，P民们，起来！把那些贪官都打倒 ， 于是文革就发生了。中国人随时都具备文革那个条件 , 只不过判断阵营的标准不一样了而已 , 现在很多人群阶级矛盾也很大 , 有房和没房的  , 和当初的阶级敌人没啥差距 , 还有仇富仇官的 . 重庆已经预演了一次，怎么不可能。没有约束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一旦遇到野心家上来，打着均贫富的口号可以瞬间挑拨民意，掀起大浪，你去看看中国底层那些人，几乎没有不仇富的，不是庞大的国家机器威慑，真的会掀翻这个国家。
风雨欲来风满楼 , 知道啥叫做见微知著不？温在政治生活的最高层 , 他感觉到，你感觉不到，很正常 . 犹太人是希特勒一个人杀的？ 中国再来场文革绝对可能 , 在一个权力不被约束和监督的国家 , 只要一个这样的野心家上台 , 就可能发动文革 , 就像现在的那个唱红歌的 ，可以毫不费力的发动起来。不一定是和那次文革一模一样，只是类似那种，充满野蛮和暴力的各种政策制度。文革有言论自由？ 你说一句毛太阳的坏话看看，直接现行反革命，要杀头的。 张志新，林昭等怎么死的， 知道吗？
极大可能 , 社会戾气太重  , 积累久了没有化解必然得用暴力的手段。比如把现在的小白领压力大，货币贬值，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种具体问题 , 问责到一两个人或者某个小的有一定权力的团体身上，必然能忽悠不少人。这时候大家还会觉得自己做的都是正确的事情，实际上就已经是标准的文革行为了 . 文革前的人和文革后的人看文革，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文革刚准备开始的时候 ,   估计也没人会想到能搞到那样的程度
均贫富的口号还是很诱人的 . 要看趋势，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就是可能的趋势，等真正形成不是就晚了吗 ? 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遇到经济危机，资本家大量裁员，势必造成大规模群众运动，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来一个毛式的别有用心的人物, 没有什么不可能 , 你自己完全不会搞运动罢了, 古往今来, 不分时间, 不分制度, 在任何情况下, 都有人能搞运动, 别说包装过的一些东西.

民主就是私有制，户籍制度就是民主本身

民主就是私有制，户籍制度就是民主本身；
只有从人权出发，社会保障和国民福利才不会沦入"奴役之路"；
"妖魔化户籍制度"的核心就是"回归公有制"；

美式民主的基础是私有制，私有制存续的基础是国民主权原理；国民主权原理，也就是所谓的"地方主义户籍制度"，就是美式民主的本身。国民主权原理对地区差别存在的现实的适应，就是全国政策上一地一票。其中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因为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导致"税收减少贫富差距"的多数人暴政。只有从国民主权原理出发，社会保障和国民福利，才能确保不致于沦落为"通往奴役之路"。

天无二日的科学逻辑，要求任何"民主"形式，不得违背人权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其约束包括人权本身！从而将"对他人负责的人道主义"，从基督教伦理的人权概念中剥离出来，明确地显示出，在国民主权原理下的人权模型，人道主义是人权的成本，是对人权利益的透支，因此人道主义水平，必须服从（人权所有者——>即国民个体主权）的判断，并且是民主社会唯一的价值标准！

以此标准观察涉及户籍制度或称社会保障和平均化的所有冲突，道理是不言自明的。象"假如社会保障与私有制发生冲突，以那个为依据？"；"当反对户籍制度与私有制相冲突，以何为准"，此问题等价于"当人道主义与人权发生冲突，以何为据？"；"当高税收高福利，消除贫富差距；与私有制发生冲突，以何为据？"。是与否的问答，正是选择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等价于选择君权制还是民主制。

民主就是私有制，户籍制度就是民主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小农牛二会攻击户籍制度，因为他们怀念回到中世纪以前的"奴才们无忧无虑均贫富的公有制"；同样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特权既得利益者会攻击户籍制度，因为私有制本身，就意味着对公有制特权的否定！私有制市民面监的五毛牛二和公权卫道的联合夹击，也就是世界民主进程之初，所遭受的教会、国王、流氓无产者联合夹击的国民人权的利益！

中国特色的（怪胎）民主派，其特色就在于，他们能够自称代表了民主，又自居代表了人民；全心全意反对私有制，攻击平民百姓的私有利益为"缺乏信仰"。这些人如果不是精明的五毛，大体上是根本不懂民主就是简单的平民安定生活的柴米油盐。他们的所谓民主，只不过是"廉洁奉公，大公无私"的又一种意识形态的信仰。典型如"资本主义最好，公有制最妙，资本主义的公有制最神妙"。

这些五毛卫道在扔开了人权私有制后会说，"民主是好东西，但不要西方私有制的民主，改革需要能令官员廉洁高效，平均分配财富的民主"——>这叫民粹！民粹的信仰目标是公有制，或者说"人民群众的民主"，它带来的动乱如文革，堂而皇之所谓"反官僚，反腐败，反依法，反修正……"，给追求的结果就是伟大领袖的君主制——>君主政体是公有制的最优化政治模式。这就是民粹的必然结局。

这些五毛卫道，是今天所谓的"反政府，闹民主"运动中，折腾得最厉害的一伙子人；他们拿着放大镜挑剔着现行制度和改革进程中的一切事件，不管是制度性弊病，还是偶发性事件；总之任何可以用于无限上纲的借口一律无限上纲，所有无限上纲的借口都用于道德攻讦，所以道德攻讦的目的都是为了民粹挟持，所有民粹挟持的目的都是为了追求公有制，争夺公有权柄寻租的制高点！

未来，反户籍制度的牛二们会否许之如"公有制长安洛阳帝都"的户口，他们就象卡扎菲的哈米斯旅一样，揣着避孕套镇压私有制市民的地方主义既得利益者？？尽管尚难断言小农牛二未来的行为；但在60多年前，他们的前辈就跟着毛主席成功地闹了一次。部分幸运的成了今天的科尔涅尼乌斯乌有卫队，另有几千万不幸死在毛灾建设中，其余绝大部分农民变得更穷了，其中的精英今天又反户籍制度了。

妖魔化户籍制度的本质是回归公有制的欲望

"妖魔化户籍制度"的本质是回归公有制的欲望；
"美国没有户籍制度"的结论，是怎么考察回来的？

所谓反对户籍制度论，默认的就是"高税收高福利"的北欧模式。否则户口无非是一个公民社区登记，是否开放给外人就相当于党团结社，是否有义务人人准入？基督教欢迎所有信仰者，和所有不信基督教的人一起民主选举，禁止基督教会（内部）一切事务。两者的逻辑，是完全等义的！一些基督教迷途者，一直是反对户籍制度的牛二急先锋，不知是否明白？是否应检讨一下你们信仰的方式？

只有在户籍制度作为"高福利"的登记时，户口才有争夺价值；这就是"户口背后福利差距"和"剥夺户口背后的福利，实现平均主义"的政策理论的由来。这些论调显而易见地忽略了公有制特权优先于户口的利益分配，也完全忽视了"地方福利差别，可能是由于地方经济差别和地方税负差别，即私有财产性质"所致，而现行的地区差异，却又主要是公有制政策制造的地区倾斜所致！（典型如北京，上海）

社科院等的"妖魔化户籍制度"建策，其实是要求，在本地存在低劳动力价值失业者时，放开外地廉价劳动力，相当于进一步加强了针对低值劳动力的劳动力竞争，加大了本地低档劳动力的失业压力和生存压力。与此同时农民工也是会失业的，同样有生存的压力。因此，这些户籍制度地方私有权益被冲击的地区，如广东等地，相信已经感受到社会越来越动荡的威胁。
其次是东方央权帝国，公有利益集团从来是地方权益的吸血鬼，根本不存在如美国社会的联邦按法令要求（如迁移权）提供的联邦福利。因此妖魔化户籍制度者声称的"剥离户口背后的地方福利"，实际效果就是取缔了对低劳动力价值失业者的保命救济。在西方这种事情根本不会发生，不可能在德国动荡时，强迫德国倾国救南欧笨猪！而在东方则只不过是让政府自利权益者（不是纳税人）少了应付的福利帐。
除了社科院发改委这类打着民主改革的旗号妖魔化户籍制度的既得特权集团以外，反对户籍制度的怪胎民主派们，打着的也同样是"民主"的旗号。民主也是一个小姑娘，任你打扮任你上；但显然此民主不是人权私有制意义上的民主；"妖魔化户籍制度"如果称之为民主，则美式民主就不得不换一个名字，以免与希特勒斯大林主义混用同一个名词。
妖魔化户籍制度可能是综合了后进社会最典型的愚昧的"进步思潮"之一，其中至少包含了"反私有财产""反个体自治"（两者其实等义），"反集会结社"，"高福利高税收高保障"的公有制模式，中央高度集权"大政府小国民"的政治模式(只有这样，反户籍制度才可能成立)；使用的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手段！但建议一些"妖魔化户籍制度"的人思考一下，你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将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经过两百年资本主义社会构筑的"微小的贫富差距"社会的统一管理，作为可以替代"人权不可侵犯"的理想去追求，与马克思主义将欧美工业社会的发达，作为替代"私有制不可侵犯"的理想去追求，这些社会建构主义的所谓奋斗，结果会有不同吗？实际上美国福利有联邦福利和地方福利两种；全国统一的福利，是联邦向州提供津贴的联邦福利；地方有权拒绝提供本地福利。

从法理上"国民同等待遇"仅仅适用于宪法约定项目；而不包括地区自行筹资的福利。因此美国的州完全可以自行决定高税收高福利的类似社会主义的模式，而不必将此福利均享于人。联邦也只能针对联邦津贴，如义务教育：如果不向他州侨民提供同等教育，就停发联邦教育津贴！当彼此差距很少时，授权专业组织统一管理，就有社会效益了。韩寒等人从美国看回来，就是此种"美国没有户籍制度"。

有什么样的愚民，就有什么样的户籍制度

专制卫道不需要镇压，只需要放出小农牛二；
怪胎民主派反抗的专制，就是他们要追求的"民主"；
"妖魔化户籍制度"被东西方传统文化和特权利益者共同肯定；
有什么样的愚民，就有什么样的"妖魔化户籍制度"；

对于特权既得者来说，反户籍制度只不过是公共权力僭占者自利的本能。罪恶在于公有制剥夺了国民个体的权益，而不是特权既得者贪得无厌；也不是五毛"学术"代言人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之类，不断地用权威的学术，试探着中国国民中的小农牛二指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剥夺纳税人户口背后的福利"。专制试探如果有效，是因为小农牛二仍然占有相当的比例，和专制政体仍然僭占中国国民的人权！

一些被将人道主义道德错认为民主原则的信仰分子们，如迷信基督教的"民主人士"，他们套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模型，以为专制政治就是统治者用武力镇压着国民"多数人正义"，是统治者阻碍了法式民主的一人一票"均贫富" ；也许是信仰的污染，令这些人根本不能明白，专制政治的卫道其实很简单，只需要放开小农牛二的闸口，让小农牛二疯咬私有财产所有者！只要小农牛二仍存，专制万古不移！

更可笑的是，人道主义信仰人士所诉求的"多数人的暴政的民主"，恰恰就是一切暴政的根源；法式民主的一人一票的民粹，恰恰就是小农牛二的卫道。这些也许并不仅仅是愚昧的人道主义战士和小农牛二的平均主义，结合上擅长四两拨千斤玩政治的特权既得利益者，三方卫道联盟！用的还是东西方信仰的共同正义！传统公有制社会就算来了一个再世华盛顿，如果急于冒进，只怕将是死无葬身之地！

小农牛二和反对户籍制度的人道主义信仰分子们，尽管也可能是穷人百姓，但是却符合邪恶的所有定义：损人不利已！如果小农牛二不是得特权利益者暗暗相助，根本上就不可能侵占国民私有权益一分一毫；这就象全世界眼红美国人的财富福利的，可以说山里海里多去了，但美国人从来没有担心过亚非拉移民会淹没美国社会！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世界权威主子，能够从上而下推翻美国的户籍制度。

（人道主义剥夺个人权益＋反户籍制度平均地方财富＋公有制传统重税收），这样就构成了事实上的公有制社会；任何地方的任何个人不存在可以自保的私有财产，而任何地方积累起来的财富，必须在取缔户籍制度的名义下，全国再分配。仅此一点就足以构成通役奴役之路的任何暴政；而在中国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有几千万（近亿）不受户籍制度约束福利的体制内特权，能据特权先行得利并垄断之！！

更令民主乐观者恐怖的是，反对户籍制度，这样一种彻头彻尾的中世纪的法西斯信仰，居然能够被包括基督教分子在内的东西方五毛，美称为"西方民主"！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还需要再找更多的证据吗？妖魔化户籍制度本身就是铁证如山！连民主斗士韩寒先生，据说考察过美国回来，也能用美国ID一卡通作为反对户籍制度的根据，难道这是天朝党妈教韩寒的吗？

"反户籍制度"，这种恶法！在东方帝国缺乏地方自治权益的央权社会里，以反户籍制度的民粹形式，对地方纳税人的损害，危害更称得上是变本加厉。反对户籍制度的法西斯小农牛二们，只不过是剥夺了城市居民的低保，牛二自已一点好处捞不到。一方面任何地方福利，都不可能承担全国的福利要求；而另一方面，公有制本身就是死路一条！——>反户籍制度的小农牛二们，真的信仰私有制的民主吗？
很多反户籍制度的人，存心不一定是要做牛二；他们很多是在实际生活中碰到了困难；这些困难表面上是户籍制度的门槛，就让这些人找到了替罪羊；完全忽略了公有制特权才是吸血鬼！这就象社会矛盾激化后，领导同志就会号召人民群众仇富，仇恨犹太人；好象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似的，——>试问，这又是什么信仰？有什么样的愚民，就有什么样的"妖魔化户籍制度"？劫小康，用牛二，保权贵！

专制统治也有自我修正错误的能力

等级社会中的阶级合作和善恶治乱的循环；
道德治国是贵族统治不可动摇的动名词；
封建等级社会的专制统治也有自我修正错误的能力；
等级社会低水平上大起大落的善恶治乱循环的机理；

等级社会中的阶级合作关系，如果没有对统治者的道德自律，无限压榨的结果，必定以被奴役者如奴隶的迅速衰老消亡而告终。由于一个社会中的阶级合作关系，下层等级的彻底灭亡，将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崩溃。因此在历史和现实中，当利益话语权（议价权）完全掌握在贵族手中时，通常总是伴随着道德血液的说教，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清心寡欲为正义服务之类，典型如印度种姓中的婆罗门信仰。

如果某一阶段因为某种原因，无法限制贵族阶级对贱民阶层的索取超出限度；比如说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年轻领袖如杨广先生，或者雄才大略的文盲如朱元璋，科盲如毛主席等等，理由五花八门的偶然劣政，导致贱民阶层的枕席死亡亿万。恐龙型的金字塔也总会在社会完全崩溃前，发现一对于的阶级合作关系压迫过甚，而缓之于弥补性的善政。此即阴谋论所称的"养猪养肥杀猪，放栏养羊剪羊毛"之类。

由于整个等级社会之中的阶级合作，是必须以社会不被彻底透支至崩溃为前提；因此等级社会的阶级合作之间索取，必定是（统治权＋人道主义）的形式进行，在贱民阶层则要求（尽了责任，得到赏赐（利益））的方式；除马克思主义这类不知深浅的暴力政治以外，其客观效果并非以消灭基层贱民为目的；至少不会在低层阶级被完全消灭时，暴政才懂得改弦更张。这是一个重要事实，统治阶级有改良本能！

一般称"美式民主的资本主义有自我修补"的能力，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从基层开始，就有自我修补能力。是等级社会也是有自我修正错误的能力的，也会在毛灾浩劫后搞改革些搞些开放地修修补补。只不过等级社会的修补完全立足于统治者的良心发现，即所谓的人道主义，而剥夺了基层的自卫和自持的能力。相应地，没有在毛灾大浩劫中死难的贱民，还需要为留下一条贱命，感谢毛主席的大恩大德。

即使考虑进新生代的生命替补，等级社会之间的奴役关系，仍然清晰地表现了进化论的成本效益原理。那就是当被奴役的社群，如果这种生存成本过高的状况不能改善，低等级的社群的生物损失将是非常严重的，生命损失并将向中高级社群漫延。如明朝末年。而当统治者震惊于生命的损失，还能够控制住局面，而采用了相反的措施，甚至单纯刺激生育时，又会出现人口的爆增。如毛主席的饥荒和人口灾难。
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为代表的，因为人类等级社会（主要是公有制形式）是一个阶级的压迫和另一个阶级的反抗，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如果没有基层贱民总体上的顺从和合作，等级社会如奴隶制，是不可能延续的。这种顺从和合作的动机和理由，直到今天的小农分子对户籍制度的攻击，对国企垄断的留恋，对富人的仇视，对毛主席虚拟正义的怀念，……，各人都可以亲自体验。

等级社会的实际上是贵族阶层垄断了社会的积蓄，把社会成本转向基层，导致基层更早地，更迅速，更频繁地陷入危机状态，而完全依靠自然繁殖的能力，弥补因此导致的生命损失。实际上是贵族把基层贱民，当成了试验危机政策和察觉环境危机的小白鼠！而小白鼠阶级的所谓反抗，无非是指责贵族们拿小白鼠做正当的实验时，还缺乏些同情心。这种情感也以贵族自居的姿态，延伸惠及猫狗熊胆之类。
因此等级社会中的统治，总是周期性地表现为（统治阶级成本上升——>高税费——>人口减少/贫困——>放松政策改革开放——>人口增加/富裕——>统治阶级膨胀/奢侈——>高税费……）这样的善恶循环，直到额外的因素，导致统治者无法再控制这一以贱民生命大幅增减的波动循环的崩溃。比较常见的原因，如北方外族的入侵，长期天灾的发生，西洋鬼子让管理层应付不来，等等。

进化论就是经济学；不澄清进化论无法解释社会

不澄清进化论，无法科学地解释社会；
进化论就是经济学；
"进化论""社会进化论"被反复偷换概念；
进化论是PrivateRight利益最大化的客观规律；

"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就是被信仰分子反复偷换概念，又反复试图垄断其约定俗成的特指词义。更令人警惕的是，试图混淆和垄断"进论论"的，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有拜上帝教（背叛了个体价值观的基督教信徒），和任何自命口含天宪"向弱者倾斜"的贵族理想分子。信仰分子们指责"社会进化论"臭名昭著，就象当年指责日心说曾经臭名昭著一样。信仰，是否有点可怕？

但作为科学求实的客观性，我们不可能因为别人宗教的信仰，就放弃我们的个人认知。因为进化论是生物演变史和生物世界当前现状的机理的解释。进化论就是广义的生物学。只要人类社会是生物行为形成的，而不是神的信仰制造的，进化论就必定是科学的。没有进化论就没有科学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可能创造另一个词，表达同样的"生物史"的概念；也不可能另外创造一个词，表达时间进化的概念。

那么当一个社会的事物，象技术进步，具有生物进化的表现；当社会的合作关系，也象进化论一样，表现出物竞天择，促使社会选择最适合当前客观条件的合作关系时，当一个民族社会也需要自尊自强，避免在盲目的意识崇拜中，或是因循守旧，或是极左燥动而自取灭亡时，我们应该用什么新词，来表达这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又容易被读者轻易理解呢？答案是，如果不澄清进化论，就不可能解释。

今天所指的生物学，实际上是生物分类学，也就是所谓的"界门纲目科属种"，这就是系统论中的对象语言"类－继承"的关系。这一关系与"接口interface"，"一对多""多对多""多对一"……，也正是构成了现实社会中所有关系和对象的逻辑简单描述。部分生物研究可能会深入到生物分类中某些各类的习性，但也只是在此分类的基础上进行，而不会影响生物分类的本身。

所谓古生物学，不太可能广泛研究古生物习性；但通过骨骼化石，仍然可以再作分类。今天称为"进化论的化石证据"，其实并不等价于进化论，尽管确实是进化论的古生物部分的证明。因为古化石并不齐整。随着生物的消失，有大量的缺失环节，不象现存生物那样多的证据可供归类。因此现存生物是一个平面，古代生物分类就是一个与时间成轴向的进化树。

信仰分子指责的，所谓进化论可能的错误，其实就是指这些复杂的古代分类，是否是绝对真实的、完整的，——>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信息是不完整的。现代进化论提供的只是古代进化树图谱上的一种可能性，在科学家在现存证据看来，是最大可能的可能性。显而易见的是，当信仰分子以此攻击进化论的科学性时，已经预设了"绝对真理"的标准答案的前提。他们只不过使劲地抽自已的耳光。

以基督教信仰分子攻击进化论为例，就相当于质疑一份家谱，上溯至几千年前的某一环节的真实性；这种质疑是合理的，象孔庆东老师的孔家血脉；信则有，不信则无可也。但这些拜上帝教的问题是，他们在合理质疑几千年家谱某一环节的真实性，作为质疑你阁下是否真实存在的依据。前者是无法核证举证，因此是可质疑的。后者是可以取他们首级的大活人，是"明确的对象定义（存在）"不可质疑的。

尽管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是始自古生物学化石，但进化论描述的主要是生物体机能和合作的规律。被信仰分子重点攻击的所谓社会进化论，也即实体经济学，是根据边际效用研究最古老的成本效益原理的最优化。因此我们肯定进化论，并不是要否定信仰者的个人信仰，而是要拒绝信仰分子以他们个人信仰的理由，对我们认识整个客观世界的否定，令我们得以把握PrivateRight利益最大化的客观规律。

立志偷换概念者，他人无法替他解释

公有制传统的语言都倾向道德表意，对象模糊
英汉互补概念定义，只能帮助概念定义；
立志偷换概念时，他人无法替你解释；
概念清晰的交流是个人主义的选择；

汉语是一种道德表意为主的语言。汉语的表达方式总是从"什么东西道德是好的，什么东西道德是坏的"去表述一种事物或现象，并以道德褒贬为纲。道德褒贬和所涉的你我一般是明确的，因为它意味着发言人对自已地位的声明是明确的。对于等级社会来说，这种明确几乎是任何发言的根本目的。但除了道德褒贬的你我他是明确的以外，"什么和东西"就是含混不清的，而且尽可能避免被澄清。

因此甚至于针对"道德褒贬你我是明确的"这一条出现的"中庸之道"也是有双重意思。一重倾向是相对良善的，意即不要清晰地道德褒贬，或不要清晰地指责某人（道德好坏），或称"不要扣帽子"。很多人又因而把中庸与《罗伯特议事规则》等价。问题是，在等级社会中，如果不能清晰道德褒贬你我他，反正产权也是不清晰的，也就没有什么好发言的。因此传统文化的美德，又包括了"缄默"。

中庸之道的另一意思就是坚持道德褒贬的原意，"什么东西"要坚持模糊以便随时偷换概念。在马克思主义中这一意思发挥得淋漓尽致。象乌有之乡和文革那样褒贬清清楚楚，那是立场坚定；特别象雷锋同志那样，在无中生有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立场坚定"，本身就是对自已的绝对肯定。就算是故意做坏事也是为了革命做坏事，出发点总是好的。而革谁的命这"什么东西"的概念，就要保持模糊。。

汉语是一种道德表意为主的语言，缺乏明确所表达的对象的意识。其中之一的原因就是等级社会中，中庸之道在第一重意思下是善意的。其次是汉语的事物对象是靠分割独立的词合并而成，其实也已经是一种表意的词。当组合字被拆开时，就会被视为不同的意思。象"Democracy民主"是特定意义的不可拆词，私有制Private不是自私制selfish。当这些合成词没有得到公认词义时，几乎总被偷换。

传统文化都是公有制的，并不是仅仅东方传统是公有制。汉语之表意缺乏对象精确表达的能力，英语何尝没有同样的毛病？英语很多现代词，也是合成的。象Democracy就是demo(平民)cracy(发疯)。如果发扬汉语的语文精华，就词批字的话，汉语的一切毛病，同样发生在英语的身上。今天阅读1900年以前的英文原著，不会比阅读文言古汉语容易多少。当时的英语（更早就不提了）也是表意为主。

很多精确反映客观事物的现代英语用词，都是近150年新形成的。所涉及到的常用概念，大部分都已经是得到了公认，如果有太多明显的歧义就已经被废弃。不是说英语已经完全没有表意的混乱定义，象垄断(monopoly)原意是作为"国王恩准Charter的专利权"，在美国司法中则是Trust（-ism，托拉斯），两者并不一致。但总体上混乱的概念用词比较少，而汉语本身就几乎没有什么概念清晰的常用名词。

因此在市场经济法治标准来说，英语是相对比汉语成熟的语言。另一方面，由于英语在合成一个词后，就不会有汉语拆词另解的毛病。象"民主"经常被拆成"人民做主"，Democracy就不会拆解成demo(平民)cracy(发疯)，而宁愿用另一个词"民粹populism"代替；但populist又经常被译作"平民主义，民众主义，民本主义……"，听上去道德上挺雷锋的。总之又回到了汉语道德表意的路子上。

汉语概念名词使用英语辅助定义，仅仅是交叉用两种语言，明确要表达的实体对象，而尽可能跳出"道德褒贬"的表意传统。但如果要讨论有关问题的人，本身拒绝避免表意语言导致的概念混淆，不论这个人懂不懂英语汉语，都是无法搞清楚，他除了"道德褒贬你我他"，以明确彼此地位差距以外，到底是要指什么东东？与之种人讨论问题，纯粹就是浪费自已的时间。防备他们的恶意，那才是正经。

国企的存在本身就是无上限的税收；导致纳税人真实税负无限大

垄断不是实体概念，"垄断"描述公共事业无意义；
公共事业中的公私区别关键是"国企逃税"；
公共事业的国企化导致社会成本无法控制；
国企的存在本身就是无上限的税收；导致纳税人真实税负无限大；

 

经济学的垄断是无害的中性词。但在很多政治语境中，垄断是作为贬义的道德行为的形容词；《反垄断法》实际上是《反没有道德血液法》。 公共事业所谓垄断，是指Charter专利权设计内容的垄断，与普通商业私有资本的垄断，完全没有不同之处。我们自已开一家店，在这家店内的经营，也是垄断的，那是因为是我们花钱买下了在这家店里经营的"垄断权"。所以垄断不是一个实体对象的概念描述。
公共事业的道理也是一样的，Charter垄断，并不等于承包者的经营不合法，也不是政府的行政垄断。因为这Charter已经卖给了私企承包，私企是买回来的，也就只是正常的经营。一种公共事业承包给私营企业，与政府办公大楼的清洁，承包给私营的清洁公司，并没有不同之处。如果私营的清洁公司清洗五角大楼，没有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大概也没有什么公共事业的私营，会危害社会公众的利益。

凡是国营企业存在的理由，都是国计民生，不能不能"国营"的公共事业。使用业务模型描述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公共事业区别：
私有制：私营企业（付款购买，服务收费）——>Charter<——（服务付费，收取购买款）政府（监管）；
公有制：国企（无付款的道德血液，向纳税人收取服务收费）——>Charter<——（一般无付费，无收款）政府（监管）；

可见，国企通过"道德的血液"，诸如"向弱者倾斜"之类做秀，就免除了向政府的付款，一般也免除了向政府的收费，以实物税或无偿服务的方式，支付政府的成本；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如果如电，房，通讯等消费项目，很可能连领导和高级公务员，以及关系国企（其他的公用事业老虎们）也免了。这样当国企的一小撮人，免费得到了本应付款购买的Charter时，实际上也构成了关联性的特权消费。

但是国企本身是必须平衡成本的，道德的血液在经济收支平衡上，狗屁都不是！因此就除了向用户加倍收费，另无他法。因此国企提供的公共事业，不但偷逃了本应向政府缴纳的购买公共事业专利权的税金，象烟草专营，银行专营，金融垄断，电专营，水专营，铁路专营，电讯专营……等等专营权，都是价值可敌国的！这些本应是纳税人的收入，全部偷逃了！偷税漏税者，国企超过所有人的总和的若干倍。

使用公有制国企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不但偷逃了大笔税银，而且由于关联单位和自销自用之间的公费消费，构成了一个给人方便自已方便，互相方便吃公费，完全向普通公众转移消费成本的垄断价格，这样就令到凡是国企垄断经营的项目，统统是老虎价。诸如电老虎，市尺老虎，学老虎，房老虎，医老虎……，与之相比，民主社会只要没有FDA/医生联合会之类的行政垄断组织，质美价廉得似乎令人苦笑。

当国企可以任意定价时，国企内部的高福利就理所当然了。七亲八戚卖人情吃国企，只不过是关联特权的表现形式之一。因为既然价格是可以任意设定的，是老爸监管着儿子世袭的道德血液，除非他妈操的是混蛋，否则任何向公众转移的隐性成本，必定是道德极大高尚。正如奴隶制时代劳动力极大丰富，断没有因为要涨工资的原因逼着奴隶主搞技术创新的理由。国企垄断的公共事业，是不必管理成本的。

其三凡是生产经营就一定有不可抗拒的不确定性，不会因为国企偷逃了风险抵押资本，风险就不存在了。天长日久，风险也一定会最终表现为国企给纳税人构成的现实财政负担。因此当其亏损时，就把亏损再次转退到纳税人身上，即构成第三道隐性税收。公共事业专利权购买款是很重要的第四个用途，就是补偿纳税人因为潜在的不正当垄断，对纳税人造成的损失，是替代税负，强制对公共事业成本作限制。

道德治国真实的含意就是君主权力是绝对的

市场经济的自由和特色社会的许可证；
中世纪的贵族特权世袭的Charter经济如何运转？
陈云同志的Charter经济和高贵的革命血液；
为什么有道德的社会绝对不能学西方那一套？

市场经济中的一般商业，不涉及到公共服务，因此也不存在政府授权的Charter。这就是商业的自由，也是个人财产交换的自由。有中世纪特色的市场经济，为了贯彻"君权神授"的先进性，事实上将一切市场自由禁止后，再按政府单方面的条件（即恩自上出），把某种本来是天经地主义的经营权授予私营业主，这就是charter特许权，东方俗称许可证，工商执照，批文，官方认证，领导批示，……，之类。

Charter特许权有不同的称呼，以其"授自政府"为特征，统称为Charter。Charter一般规定允许经营的特许范围，规定允许经营的业务方式，甚至收费和利润的限定（如反暴利法），限制价格制定的方式（如反垄断法），还有不成文的要求，如"道德的血液"。所特证的条件，如有变更如变动营业方式，需要重新申请Charter。据说是为了向弱者倾斜，避免恶性竞争，避免淘汰不中用的从中者。

道德的血液可以成为"遗传实证"的，在中世纪的贵族等级社会，就变成了"高贵的血统"。象伟大领袖之一的陈云先生，在立志培养官二代时，就说"我们的孩子是靠得住的"，言之下意就是其他其他血统是靠不住的。陈千岁所指的是文革时红卫兵造反派中高干子弟。言之下意就是革命子弟有遗传的高贵血液（道德的血液）。今天二代中的先进者已经成了山城文革英雄集团，可见陈千岁的信仰很正确的。

迷信苏联计划体制的陈千岁是东方帝国计划经济的精神领袖。就算苏联已经玩完了，只要官二代流着高贵的血液还随着打黑，就肯定不缺乏如北大李玲教授那样，鼓吹奥斯卡兰格之类"虚拟计算保证计划经济"的学术权威。但如果计划经济的终结就是中世纪的特权私有化的世袭等级社会的话，那么陈千岁培养的，就是中国未来几千年，社会主义发展到成熟阶段时，种姓制度中最高贵的世袭血统。

公共事业由于其服务供应者是公共组织，在民主社会中就是政府本身。公共事业也的确具有时间和地点要素上，具有在同一时间同一地区在经营上的排他性。因此公共事业的总是以（时间限制＋地区指定）为特征的Charter特征，而构成一项专利产权。因此公共事业的专利权，是符合"授自政府"为特征，也可称为Charter。商业许可证，即审批/监管/管制，实际上是把一切商业，都视为公共事业了。

Charter专营权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并不取决于其具体内容和定立的规则，（系统论的容器/黑箱概念），而在于这一Charter产权的权柄（系统论中称为对象句柄，Handle）源自何处，掌于何处，根据什么规则转移，以什么方式保证其产权句柄的转移。对于民主社会来说，的确也可能会定立出不合理的Charter句柄，如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和华尔街的charter，但句柄之源是美国议会的PrivateRight。

对于有中世纪先进性特色的等级社会来说，任何权力必定来自于有信仰的Throne！因此Charter是不受私权的限制的，是可以任意制定的，而形成一项可以从社会中获取利益的Charter专利权，权柄天然地掌握在政府的手中，仅仅承受信仰和道德的监督，与之对抗的哲学手段，也必定是官方五毛专家的理论创新。因此"道德治国，缺乏信仰，缺乏道德"，真实的含意就是君主权力是绝对的，不受监督。

由于先进性绝对的权力，不能接受任何与PrivateRight利益有关的约束。因此象大宪章这类通过法律方式，限制了高贵的血统，出于必定是极高尚的正义为名的任意加税；西方现代民主的这一套，显然危害了东方特色的崇高道德，是绝对不能学的。考虑到陈云千岁也坚持"道德的血液"是世袭的，那西方现代的这一套，更是万万不能学的。不然为了革命要加税，还要跟老百姓讨价还价，不是缺德吗？

“国计民生不能让民营/外资把持”是公有制闭关锁国的借口

私有化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特权私有的寡头就是贵族；
私有化与私有制的根本区别在于投资者风险/成本自负；
（承担风险的）资本是最无害的，帝国主义的资本也是无害的；
"国计民生不能让民营/外资把持"是公有制闭关锁国的借口；

如果不能明确公权Charter Authorized By Throne和私权Public　Authrized By Private，私有化和私有制就无法加以区分。特别是就公共事业而言，当一个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公共事业，必须以Charter专制方式交给私营企业承包时，到底是私有制呢，还是私有化呢？还是特权的腐败呢？假如是私有制的话，除了派官员监管Charter运作，是否还有市场自动的机制，消除其中可能存在的腐败呢？

当一个公用事业是以专利方式定义的Charter时，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其产权表面界定，可以是一模一样的；但无法避免的一点，就是无论是作为计划经济的形式，还是作为市场经济的形式，它的真正运作中产生的成本，是无法绝对准确地预期的，这样就具备了不确定性。即意味着当价格已经确定时，既有可能是暴利，也可能是亏损。是否私有制，就取决于其可能的亏损，将由谁承担。

作为公有制的Charter以国企行政垄断的形式，也就是把公共事业作为政府的一部分。当它是暴利时，意味着是对纳税人的额外的税收；为政府带来了明税没有表达的额外收入，而没有反映在税负总额之中。通常的结果，就是导致这些被称为"垄断部门"的事业单位，尽可能地高福利，而成为特权形式的单位。因为政府本身是不产生价值的，当其亏损时，就将意味着政府有潜在的欠帐，也就是隐性的税收。

因此由于公有制以国企Charter的形式履行公共服务时，总是意味着在正税以外，对社会还构成一笔隐性的税收负担。国企内部是否私有化，是否由私人承包，是否由变成贵族私人的产权，只要不是由私有财产承担其经营风险的话，对于纳税人是没有区别的。私人承包国企的Charter经营，所起的影响只不过是charter内部是否增加了承包人的私人效益。这就是俄国式的承包了国企Charter的寡头企业。

因为特权性质的Charter寡头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纳税人利益的侵犯。因此无论其是否显性地归于私人，还是归于一批特权工人，仍然是如果不是产生了不合理的暴利，如果亏损就让纳税人被动生成负债。这就是所谓的"私有化"。这种Charter私有化与私有制的区别，就如同中世纪的贵族Charter特权社会，与后来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所谓封建贵族所得到的封建，就是某种Charter专营的特权。

因此以最难"市场化私营"的公共事业为例，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并不在于Charter条文本身是怎么订的，而在于经营风险和成本是否转嫁给纳税人的，而成为不合理的行政垄断的暴利或纳税人隐性的税收负担。只有是经营者自已用自已的私有资本，承担了经营的风险，才是私有制。因此一些人要私有制却不接受私营者承担风险，不接受《破产法》，实际上只能说明他们只是把私有制作为口号。

无论Charter是怎么订的，公开的拍卖只是减少了腐败。拍卖并不能杜绝行政垄断的永久性暴利，或令纳税人隐性税负。最关键的就是该项公共事业的Charter是必须有私人资本的抵押的，而不在乎这种资本是来自国内的，还是国民待遇的海外。所谓"国计民生，不能让外资染指"，只不过是闭关锁国的借口。就因为这种私有制的经营，是有抵押的。就象抵押了租车的押金，还怕你把车子砸了不成？

就算是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大上海的电网公司由美资企业承包，不知能搞出什么破坏？关键部门没有停电保护？蓄意破坏对美帝公司有利？停电能持续一天半夜？但就算碰上一个不怕自已破产的疯子，放弃本应有的利润，用破产的高昂代价造成的破坏，不会比公有制时期的经常性事故大。笔者记忆中的毛帝国时期，三天两头就拉闸没电！这是极端的例子，仅作说明"国际资本"亦无非实体赚钱而已。

改革为什么小范围会顺利，大范围难以推进？

改革为什么小范围会顺利，大范围难以推进？
公权与私权的冲突天无二日的矛盾无法回避！
到底是抢劫的强盗，还是打黑的英雄？
为什么主流必须是好的？必须是七分功三分过？

公权(Power,Throne,Reign,Sovereignty,Charter……)与私权，不可能同时具备合法性。因此笔者特别强调，必须在语义上废弃汉语误译带来的概念混乱，——>不存在"权利Right"与"权力Power"之分！不存在"可能腐败的权力Power"和"不会腐败的私权Right"之分。如果不是权利Right源自公权的恩典，就是公权Power源自公民私权的授予；二者在任何一个逻辑命题内，必居其一，不能共存！
ps:系统论中的奥卡姆法则，天无二日的逻辑规则，反映到同一事物的对象建模，就是要求不能同义反复；即一个对象只允许有一个模型表述；否则必定至少有一个是错的；但一个模型，可以表诉多个对象，专业上称之为"同一类"；

东方改革之所以渐渐进退两难，似乎要高歌猛进的时侯，文革的阴云也正在中华上空渐渐聚结。原因也正是因为公权和私权，在同一命题中，必居其一，不能共存。所谓"同一命题"，在生活中就是"一个改革领域的方案"。当这一领域处于小范围时，适合公有制，如让子弟兵封锁灾区抢救，就会被认为盖过了私有制。当适合私有制时，就白猫黑猫，赚到钱的就是好猫。但大范围时，就将发生必然的冲突。

但到改革涉足的范围更扩大，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出现了。象如果是从公有制的角度，那么低估人民币为国家敛美元之财，绝对是为国尽忠；为了挽救国家坏帐如山的金融垄断，冤杀吴英也是为了维护国家金融垄断的秩序；凯恩斯主义的土地财政搞到失业四起物价飞涨，高房价仍比猪坚强还要坚强！只要从公有制原则出发，所有这些所谓小民冤事，都是"雷霆雨露，皆是君恩"，顾全大局要紧，抱怨啥呢？

又象山城的打黑的英雄集团，仅以李庄案披露的枉法细节，又以已成公开的秘密的传闻，政府缺钱就随便抓几个本地的民营企业家，严刑迫供划押，勒索钱财后才放，如有不服就作黑社会论。打本地企业家都打残了，就把政府主导的"商权"廉价卖给外地的投资者，把外地的投资者也打怕了，就廉价卖给海外投资者，——>国际资本，他们暂时还不敢招惹，以后未必不会学顾准！！但现在是巴结的季节。

如果了解毛主席当年是如何先分田分地笼络贫民，随后对私营资产无偿国有化（包括象征性出价），顾准故意制定高得不可能承受的税收，（公有制的税收制定权，完全是政府单方面的特权），故意指责留在大陆的所谓资本家"通敌"，没收"阶级敌人"的财产；类似的还如纳粹对犹太人打黑，同样捏造罪名勒索保护费。了解这些历史，那么山城打黑的革命手段，就远称不上是创新思维了。
小故事：纳粹打黑时期，爱因斯坦因为是犹太人，被纳粹抄家，找到一把菜刀，称私藏凶器，把爱因斯坦关了两天，给了三拳，牙齿缺一，没收全部存款，"免予起诉"。大恩大德，没齿难忘！爱因斯坦两月后逃到了美国。这种事也出现在太子奶的前任老板李先生身上。

这些剧烈冲突于私有制原则的政府行为，如果是确立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宪法的话，就将完全作为黑社会抢劫的集团行为，而且是官黑一体的最极端的黑社会，成为公民政府必须严厉镇压的叛国行为。但是当公有制四条作为宪法原则时，就无法解释，这些官方的黑社会行为，到底是违反了模棱两可的所谓"改革开放的"政策，还是遵守了白纸黑字的公有制皇家宪法？这就是改革自相矛盾之处。

正如毛主席当年口口声声的"新民主主义"，至少对小老百姓的私权利益来说是靠不住的。邓先生称"五十年不变的初级阶段"，也同样象基督教曾经信誓旦旦"尊重私有财产"一样是靠不住的。今天发生在落后的山城和相对小康的浙江的种种事件，不正是公权和私权模棱两可时，政府不可侵犯的特权缺银子花了，就把民间富人"强者"当肥猪杀吗？这大概就是英雄书记的"向弱者倾斜""共同富裕"。

对于这些使用三反五反的文革黑社会手段，英勇捍卫公有制原则的英雄行为，如果抢劫涉案是十亿八亿，打黑英雄可能会因为逆了改革政策的龙鳞，而被绑上法场问斩。但当涉案已达千亿之巨时！就面临着文革浩劫同样的现实政治利益，"我们的王八，首先是我们的，然后才是王八"！严惩之则动摇党的威信，披露之则，所谓改革就不了台！这不正是乌有之乡革命党，最期望的政治效果吗？

不是私有制就是公有制；不是私有制就是奴隶制

天无二日！公权和私权不可能同时具备合法性；
不是私有制就是公有制；不是私有制就是奴隶制；
社会科学的理论，必须首先做到逻辑一致；
逻辑一致的社会理论实事求是，就能得到社会科学的实证体系；

由于社会权力施行不允许出现行权抵触，因此天无二日的逻辑要求，既是科学理论的要求，也是法学理论的要求，同样也是社会实践的要求。仅此一点就足以把任何道德理由，排斥出社会制度建设的领域。事实上道德理由从来都只是停留在五毛宣传层面，不能真的进入政治运筹的层次，而无论这种政治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权者一般会比舆论层的民粹，显得"右倾"，即现实得多。

对于统治者来说，道德理由是遮羞布，对于民间利益来说道德是可以制造出来的噪声。无论这种噪声是来自官方的媒体，还是来自五毛的专业，或者来自民粹的喧哗。一些沉迷信仰的脑残人士以为，民众是可以被"洗脑"的，而认为愚民是被宣传出来的。实际情况是相反的。因为有了民粹的喧哗，才有了五毛的专业；有了五毛的前戏，才有官方的诱导。这一规律仍可见于两会民粹代表的种种白痴提案。

用科学体系的实证要求鉴证如实体法学，实体经济学的单一逻辑的理论系统；符合天无二日逻辑规则的科学理论不一定符合实证要求，（如公有制的种种经济理论），但至少可以避免在其本身系统内的自相矛盾，而不得不在实践中出现一次次的躁动，然后是"拨乱反正"。这种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理论在真理辩论中是天无无敌的，特别是它旁边挺着唱红打黑的带血刺刀的时侯，那是谁与争锋？

但是当这种理论真的付诸实践，就会一会儿大跃进，一会儿亩产万斤，一会儿自力更生，一会儿改革开放，一会儿百花齐放，一会儿文化大革命，一会儿要文斗，一会儿真枪实弹械斗，一会儿说要市场经济，一会儿就把罗织罪名从民营企业家身上勒索保护费。山城打黑的王英雄，从梁山泊好汉的角度出发，确实是英雄，据称为党打黑，创收达千亿之巨！显然是政治永远正确，空手能套白狼的英雄生意。

自相矛盾的实践本身，如果有基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觉悟，宁愿背上走资派的罪名，让信仰鬼子骂几句"缺乏信仰"，也要为民生留一条血脉的自觉性，大概还可以减轻一点社会的动荡。可能这就是古老的中庸之道，在某种时侯可称之为国粹的原因。如果全是跳忠字舞的忠心毛奴，领袖理论的自相矛盾，就会变成民间社会的二十年浩劫！

自身理论是自相矛盾的，就会连自已的问题出在那里也不知道。但不等于说，自身理论是没有矛盾的，就不会出问题。马克思的理论无论结论错到什么程度，但除了引进了专门偷换概念的辩证法以外，就其理论本身是接近于逻辑一致的。列宁和斯大林系统对其进一步的理论化并付诸实践，与他们最初的信仰也是一致的；悲剧后果当然也是一致的。苏联人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侵犯人权那套信仰，不管用！

这正是实证科学之于社会的实证要求的表现。只有当自身理论是符合天无二日的逻辑要求，（马克思主义按照"生产创造价值——>私有即是腐败"的公有制原则，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并在社会实践中得到预期中的良好效果以后，就可以视之为科学的社会体系。美国在社会建设上，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一直缺乏无逻辑矛盾的理论解释体系，这也是美国政策今天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和高福利矛盾的原因。

到目前为止，除了奥地利学派中的米塞斯体系基本符合逻辑一致的要求以外，社会科学领域笔者还不知道有那些学科，是把逻辑一致作为最起码的学术要求的。强调科学体系必须逻辑一致，是要强调社会科学理论最起码的逻辑常识：天无二日！不可能同时存在两个同时合法的，也必定会发生冲突的公权（王权）和私权。不是源自人权PrivateRight的私有制，就是源自ThroneCharterRight的公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