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选择性的甚至歪曲性地筛选历史

韦伯与马克思都没有区分PrivateRight和贵族Charter特权
现代基督教沙文主义的学术代表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

Charter是不计成本的义务，PrivateRight必须立足于成本管理，将两者性质完全混淆的人，并不仅仅是所谓左的马克思，还有同是德国历史学派的，被西方称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的"右"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韦伯的知名度，无论是在今天东方的基督教信徒之中，还是在东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中，无论是对手还是敌人，都是比肩马克思的，即使是法国国宝布罗代尔，较之韦伯仍有差距。

某种程度可以认为，韦伯是经济历史方面的右派代表。所谓传统的左右之争，实际上可以认为是马克思代表民粹集团之左，与韦伯代表的权贵集团之争。今天所谓的西方文化优越论，新教文化优越论，"基督教是民主的先决条件"也就是"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的公德基础"，或者说把基督教视为"普世价值观"，或称基督教沙文主义或欧洲中心论，其代表人物就是马克斯.韦伯。

与卡尔.马克思一样，韦伯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者。但韦伯是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却没有象马克思等人那又抽象出什么"历史哲学"。因此韦伯的意识形态色彩不浓厚，缺乏革命口号，在东方革命文化里就不太为人所知。韦伯的学术主要是历史细考的，平铺直叙，不象卡尔马克思那样选择性地，甚至歪曲性地筛选历史。因此韦伯的历史比卡尔马克思要可信得多，原因之一也是因为韦伯没有明显的历史哲学。

韦伯没有明显的历史哲学，但有明确的历史观点，那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因为基督教新教文化的优越性。韦伯对世界各国文化历史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一条展开的；尽管没有象卡尔马克思那样明显的选择性，但实际上也是先有了结论再找证据。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确实是从基督教文化圈中产生的，韦伯因此断言基督教才能产生资本主义，所以他的研究就变成是研究各国文化与基督教不一样的地方。

因此韦伯的历史方法论，其实与卡尔马克思同出一门，其社会立场与德国历史学派的道德经济学权威施莫勒教授（就是对门格尔和奥地利学派入骨的那一位）如出一辙。由于韦伯与T蒙森（《罗马史》的作者，历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样，生活在霍享索仑德国如日中天20世纪初，油然而生对德国盛世的自豪感，而没有发现德国历史本身，就是对他的历史观点即基督教优越论的否定。

因为德国是新教的故乡，但德国的兴起却是很晚后的事件。至少在席勒的哀叹"德意志兰啊，你的希望到底在那里"（《三十年战争史》，席勒）中，就看不到德国的新教有那点优越性。而真正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却是在大洋彼岸产生的。因此韦伯对抗着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为之辩护的所谓"资本主义"，其实就是德意志帝国的权贵国家主义，皇帝开明专制下的charter经济制度。

尽管韦伯尽量避免流露出意识形态的偏好，（这是韦伯比卡尔马克思高明的地方），但从一些字句仍然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误区："……本来人民并不仇视富人的财富，如果富人也象贵族一样，能够拿出他们的财富乐善好施，人民也会象热爱贵族一样热爱富人；但偏偏富人却吝啬金钱，这样就惹人憎恨……"。（《世界性宗教的经济化理》,1915）。这一段话就已经足以说明韦伯在1915年的思想水平了。

韦伯与卡尔马克思，以及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仇富的民主派一样，并没有认识到PrivateRight是不能象贵族的特权那样，通过向其他人的私有利益转移成本，而保持乐善好施的；而把社会仇富的气氛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煽动，归罪于富人没有象特权贵族那样，履行"拥有财富（即马克思主义所指的资本）后的道德责任"。这种价值观一直到今天的巴菲特在占领华尔街中的立场是一样的，至少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