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打黑总是变成劫掠民财的私有财产

公有制双层模型的两极极端化；
公有制贫富分化中"富的是官，官才能富"的现实；
公有制打黑中"劫小民，保官员"的大脑急转弯；

由公有制（中央集权）的官僚两层结构的抽象模型，基本上就可以预判公有制前提下的任何改革的后果。取地方主义的极端化，就是所谓的党内民主，如英国大宪章中的两百两个贵族与英国国王的协议。实际效果相当于莫卧儿的皇帝，不可能再对贵族打黑，搞贵族与平民的人人平等。贵族履行了对国王的纳税义务后，"我的奴隶就是我的"，这就是英国大宪章里的民主。至于有些贵族也许有良心，再说吧！

如果取中央集权的极端，就是斯大林主义或文革毛主义或称法西斯主义。不论其好坏，客观后果就是具有高度侵略性的同时，也高度腐败，同时无论侵略是否成功，国内都是饥饿遍地。典型的例子包括纳粹德国，苏联，毛帝国，朝鲜，和226兵变后的近卫和东条内阁的日本。最有趣是，同样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极端化，马克思主义称希特勒为极右，却能把斯大林毛帝国们称为极左。实际上（极右＝极左实际上（极右＝极左）。

公有制中央集权的癌症，也可以从这种官僚两层结构的抽象模型中得到展示说明。所谓在中央集权的中庸文化中诸如打黑一族，象重庆主教一样特立独行，就会被解译为问鼎中央的野心才会如此办理，当然也将成为各方政治力量必须加以清除的政治显性的威胁。如果是皇帝陛下向基层扩张权力，如明太祖或毛上帝类，固然不乏五毛写手歌颂其为"雄才大略"，实际效果就是全国凋弊不堪，毛灾骤至。

反之，如果当权者认为民主（或在中央集权文化中，称之为仁政）就是放纵人民群众，得益的并不是基层的贱民，而是下层的各官官僚，可以极大的扩张自已的利益，反而少了中央皇帝问责的道德责任，效果与党内民主相当。此类比较典型的如康熙和阿克巴大帝。如果皇帝有心收拾这帮官僚，只要皇帝不是抱着杨广式的爱国主义，多半反而有利于基层民众的利益。如颇负骂名的雍正大帝。

公有制（中央集权）的官僚两层结构也揭示了所谓的"市场化拉大的贫富差距"，实际上富的是官，当官才容易富，尽管民间多少有点漏网之余，但象文强这样轻易积累起千万灰色收入的，不需要作为直辖市的公安局长，随便抓一个乡镇镇长或者国企书记之类，也差不多有此造诣。尽管纪检查处他们的薪水收入时，很可能也象合肥陶师爷的上司称，"拿几千元工资的小公务员，罢了"。

只有当官的才能富，根本原因就在于在上层官僚之中，存在着灰色收入的特权交换。在基层的贵族中就相当包税人的角色。中央政治压力重时，就转嫁到民众的身上。中央改革开放，税后留成就自肥起来。为了保证那一能完成任务，再加上子女亲朋生育繁殖能力一般也超人一等，就会在自已的辖区里，见缝插针。不是开设一个个的监管办公室，就是办起一所所的垄断肥差。中国是这样，印度也是这样。

在这样一种上下公有制官营的罗网中，地方公权私有化，就与民主社会的私有制，给混为一谈；如同把中世纪的欧洲，与资本主义的欧洲，将两者混合一谈。似乎可笑，但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们，就是这样信仰着，信仰着！在这样的罗网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西方私人资本家独立创业的机会，有了私有财产也需要向官僚们交保护费买平安。这样又进一步构成了打黑的的信仰依据。

公遥帽中官府就是官富，但重庆最终只办文强一个，却严打无辜的民营企业家数百家上千亿，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的大脑急转弯：把官僚贵族的一切罪恶，归咎于勉力求生的民间贱民。而把官僚特权的"富"之特权，混淆于小民合法经营至富的私有财产。此即"官与富同罪""官二代与富二代同价"的由来。结果就是，所谓打黑总是变成劫掠民财的私有财产。因为等级社会中，非官功名者，即贱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