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集权政治模式是因为极优良的大片适农区

中国历史政治过程是越来越君主集权；
韦伯和费正清的误区：中国和埃及的集权，不是因为治水需要；
中国世界是比较不需要治水的地区，大禹治水很可能在巴基斯坦；
中国集权政治模式是因为极优良的大片适农区；

对比中国历史上的皇朝专制与中世纪欧洲的区别，可以发现东方中国对社会的产权，完全垄断在皇权的手上；甚至再临时分割到相权的阶段性的管理，也是不连贯的。明清两代的政治，就是完全取消了相权，而把相权分割为六部尚书，再分别对皇帝负责。把相权视为豪门和官僚集团与皇帝权柄分衡的利益代表，中国两千年政治模式就是皇帝越来越权力集中，没有看到类似欧洲式的明显的分权封建过程。

韦伯和费正清等人，对比了中国和埃及，认为中国和埃及没有经历封建过程，是因为当地的水利需要国家力量的大规模投入，个别的诸侯不能承担水利成本。因此中国和埃及的政治模式，就变成了东方式的极端性的中央集权。这种解释虽有新意，但似是而非。因为埃及的水利不是法老系统负责的，而是由阿蒙神神庙系统负责的。当埃及灭亡后，代起的穆斯林政权如法蒂玛帝国，就不是东方意义的中央集权。

对于中国而言，汉唐以前并没有全国性的农业水利需要。首先执行中央集权的政治改革的南朝（宋齐梁陈），并没有水利的要求。宋之始，特别到明清高度专制时期，大规模治水建河工程已经结束；另一方面当时的运河漕运本身只不过是专制的工具，即向便于获取塞外武装要求的京津一带输送粮米。不能把"为专制而设的水利，因此专制又因为水利需要而存在"，这样就陷入了逻辑循环。

如同埃及的神庙系统承担了水利，尽管与法老系统不无冲突，但并没有真正威胁法老王权的承继，水利即便是非常浩集，也可以承包给贵族的Charter。历朝历代只有政府滥役河工造反，没有政府的河督造反的。如同工人可能暴动，军阀可能起义，没有听说过国营企业总经理发动政变的道理。所以如果河督真的是需要中央集权，那也只会形成一个效忠于皇室的"治河幕府"，而不成为帝国集权的理由。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埃及的水治不是全局性的，而是每一个地区自行组织的泛滥蓄水池的建设，因此并不需要中央集权。而中国北方大平原并不是泛滥性的。黄河的传说给西方人"中国人是治水洪涝"的错误印象，实际上中国北方大平原是相对缺水的，自然耕种条件非常好，是世界上最优良的自然耕作区，即使是北美平原也不能与之相比。中国南方不能搞大水利，北方的水利则只是对旱地的改良。

中国的农业条件是比较好的，水利规模相对而言是比较小的。至少从水利支出占用政府财算的比例上看，中国逊色于印度几乎所有地方政权，也逊色于埃及，同样逊色于斯里兰卡和扶南高棉。大禹治水给人错误的印象，以为中国古代洪水滔天；但笔者估计大禹治水的故事不是国产的，是从水灾中灭亡的哈拉帕文明进口的。假如商与周都是西方迁来的，此前几百年恰好是哈拉帕文明在洪涝中消失的年代。

因此韦伯和费正清尽管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西方的学术权威，能够从中国水利（大运河给西方人极深的印象）出发考察中国政治制度，是他们超出中国传统学者的地方；但他们的观点仍仅供参考，总体上缺乏逻辑依据。中国之中央集权传统，在经济上很可能与地型有关，就是中原的农业条件太好了太大了；实力上压倒了长江平原。结合长江平原后，整个东方再也没有任何独立的政治区可与匹敌。

因此作为中原的统治者来说，没有必要通过国企封建分权的方式确保中央的税收。相反由于中原交通条件太好了，强大的诸侯的确可能奇袭中央。中原统治者就倾向于完全控制中原和长江农业区，同时把边缘安全区外推到农业可以自给的地带，作为中央统治区的缓冲。把对外贸易垄断在自已手中，以朝贡贸易稳定外围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如果西洋人没有出现，传统对于皇权利益来说，不能说是落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