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打黑走上绝路

重庆还没有达到犯罪定性的程度；
重庆打黑估计确实是集体决定谅解的；
重庆作为文革试点的合理性；
重庆打黑走上绝路的逻辑路径；

重庆复辟文革的政治运动，在西方民主法治意义上仍然只是黑社会事件而已。虽然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黑社会事件，但仍然只是黑社会事件而已！除非中央掌握了更多的犯罪证据，并在司法独立的前提下对其审理。相对而言孔庆东老师这些乌有之乡的毛左，只不过是职业口水仗的小脚色，依赖于法西斯主义的枪杆子就有多少真理性。乌有之乡相对于重庆，就如同姚文元相对于文革四条帮；而已。

薄大主教在山城试点文革，如果说是个人的政治冒险，估计有失公允，但如果说是中央的安排，多半也是扯起虎皮作大旗。由于所谓"黑社会"，本来就是很模糊的概念；政策安排上就不会针锋相对。如果真的搞清楚黑社会是啥玩意了，一道命令下达，让基层就搞定了。文强就算是贪官，执行命令也是不含糊的，不必劳烦薄主教亲临指挥。就因为啥叫黑社会全都迷糊着，才需要请示领导，领导才必须坐镇。

其次是中央层其实是N权分立，党内挺民主的。在大主教中堂合议这一层，不存在什么详细的决议，由谁执行的问题。所以重庆闹出的这些事，中央确实是允许大主教自拿主张试试点，看看传统瑰宝里是不是有点灵验的偏方。人人中庸的原因则是公有制崩溃过程中兹事体麻烦透顶。四条公有制皇宪若动，大主教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大家伙全没辄！大主教既然立了军令状，拍胸口搞文革准行，那就去试试呗。

因此估计大主教下重庆，确实是党内的决定，并且确实是以试点打黑为目的，确实也是约定了一定的行动自主权，诸如"十年不问责"之类的息壤类的决定。这样就间接地为大主教大展红图，打开了绿灯。另一方面，重庆名为直辖市，其实是三峡大坝的副产品，本身经济基础薄弱，需要中央财政和贷款的经济扶持。在经济上是国家的大包袱，所谓西域首都的重要性，那是哲学意义上的真理。

所以重庆这些地方做激进型的试点是最合适不过的。尽管拿重庆人当小白鼠做试验不太好，但资本主义那一套的道德咱国是不学的。重庆搞好了，如果成为一个商业金融区域中心，（这应该才是真正目标），对于西边经济的拉动显然是有益的；如果重庆搞砸了也不要紧，不会影响大局。反正一直都是依赖东部的税收，补贴西部大开挖过日子的穷地方。何况重庆穷地方特依赖土地财政，黑社会可能特凶。

因此重庆打黑就是钦差大臣请旨要干出点成绩，内定不干预重庆（内政），由权力圈中的弱势代表出面争口气的政治试验。偏偏其出发点对黑社会的成因和机理，认识上又是稀里糊涂的；脑子里名为打黑，实际上灌满了唱红打黑闹文革的浆糊。如果说拿下文强，尽管动作夸张，还算得上规定动作范围的话，后来对民营企业的广泛下杀手，实际上已经令其合法性完全丧失。大主教实际上自已走进了绝境。

除非复辟文革，否则重庆的打黑最迟自李庄案时，就已经全面被否定。这样无论是从大主教自保，还是为打黑正名，重庆方面都需要为文革翻案。但越是为文革翻案，就越是激起上下的高度警惕。真正警惕文革的不是民间在野的民主革命分子，他们更赞同重庆的打黑而仅仅不满意唱红。真正警惕重庆的，却是中央的决策层。重庆文革当局自已就已经变成一个迟早要被端掉的，名符其实的黑社会组织。

剑走偏锋之时，可以预计大主教和大英雄，在财物自俭方面是不错的，除非严办公费喝茅台之类，否则不太可能抓住重庆腐败的把柄。这就象文强最后主动招供，甚至可能是编造自已贪腐，只不过是传统权术"迷于财色者，必胸无大志"的自保。但是文革式的违法乱纪，问题比贪腐些财色要严重得多。突破口也肯定在哮天犬身上，尽管驱策哮天犬的是大主教二郎神。结果就是哮天犬亡命跑进了美国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