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把重庆黑社会化

绝大部分改革口号，都是预设公有制前提的；
所谓"改革的共识"是自欺欺人；
公有制的折腾与私有制的改革南辕北辙；
所谓"保卫国企"的真面目；

中央集权总是分割为中枢派出的总督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基层，不是谁的信仰少了，或者谁的道德滑坡了。根本原因仍然是公有制体制低效益的缺陷，不会因为毛左卫道士一类的信仰就会改变。两两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既然彼此都不愿意否定公有制。当然没有理由在私有制实现前就放弃自已的权位，自已去当贱民，让别人骑到自已头上成贵族。那怕新来的聪明鬼嚷的是基督教的自由民主。

只有在明白了中央集权政体是分成两层的，才能理解今天社会中此派彼派的绝大部分人，无论是什么样的哲学口号，实际上是站在预设公有制的前提下的口水仗。象所谓的地方主义，实际上是指基层权利的膨胀，相对的后果就是中央财税的短缺，但却不意味着基层民众的待遇会好转，反而更显得基层的黑社会化。90年代时中央不明白其中道理，以为向地方分权就是民主化，犯的就是这种错误。

反之"反地方主义"或"中央集权"立场者，实际上是在哲学意义上打"民主 vs 集中"的口水仗，对比的根本就不是私有制社会的国民自治。他们将剥夺了基层黑社会权力的国民自治，混同于地方贵族凌辱民众的"地方主义"；又把地主民众私有权益的诉求，拒绝中央集权侵凌的"no votes no tax"，视为分裂主义而请求中央镇压。基督教和怪胎民主派所持的"反户籍制度（自治）"即是此类。

几千年全世界公有制的历史中的绝大部分改革，实际上就是基层世袭性的官僚权力，与除中央皇帝以外的相对流动性的官僚总督层的权力之间的调整。文革就是以毛帝为核心的权力的明朝体制的改革，或者说毛帝自已成了黑社会头目，将全中国黑社会化。重庆的级别小一个级别，借杀一个文强压服了重庆乡镇小官是真的，薄大人把重庆黑社会化，成为自已的独立王国分庭抗礼于中央，也同样是真的。

所谓"改革"共识，只是对汉字笔划上的共识。乌有毛乡所谓的改革，是建立在元首法则下的法西斯主义的文革，也是中国自商鞅变法，到王安石和张居正这类改革的重复，只不过是对地方官僚自主权力的取缔，除了拉拢基层愚民时的许诺（不必真正兑现）以外，完全无益于基层民众的生存处境的改善。同理中央目前收回薄大人的尚方宝剑，也只是重庆治权回归中央，止祸于重庆，仍未造福于重庆人民。

正是因为这类公有制体制下，面对危机和潜在危机的挣扎，只不过是权力和利益在两个官僚层次之间的转移和边界的移动。无论是法治还是人治，一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二是导致官僚层之间的渐渐瓦解，三是彼此不相让所产生的折腾的成本，必然转嫁到最缺乏权力的基层民众和民营经济体的身上。这就是著名的黄宗羲定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公有制的改革，都把百姓折腾得更苦"。

基层官僚控制当地权益（欧洲中世纪就是治权私有化后的领主），承担了对国家依法纳税（包税），和保证基层不出民变，至少是出了民变不能让上级劳心；这样就产生了对贵族的道德经济学的要求，和地方的黑社会化。前者并非对政治任务的减免，而是对贵族自律的要求，后者则是贵族地方上完成任务的难念的经，不能跟居高临下的各级主教和国王们争论道德经济学，只好自已瞧着办。
由于土左和洋右，无论他们是改革还是革命，都是在预设公有制的前提下，因此他们所谓的改革，其实只不过是中央和地方官僚层面的权力分割的此派彼派，充其量是插几个科举大学生，增加一点民众税负痛苦的所谓"公平"。这种公有制体制的"变法，维新"，本身构成一个绝缘于民众的特权闭环，不是与民众利益无关，就是国进民退让民众为公有制的低效益埋单。这就是他们所谓保卫国企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