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

冷血政策的"低风险"是堰塞湖的高利贷；
革命理想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衬托了热血政策的"高风险"；
热血政策释放了历史积累的高风险，被错误了解成"转型的高风险"；
传统愚民大众利益逻辑的倒置，倾向于"无私地牺牲贱民"的冷血政策；

统治者取冷血政策的风险，实际上是被前置和后移了，突显出"执政期间低风险"。其"个人统治的低风险时期"是后验的，即先有结果，再找"怎么成功"的某种成功学；并不能解决客观短缺的压力，不妨看作是风险的高利贷。相反，热血政策的高风险是给过高的期望放大了，相比于"帝国党、皇室平平稳稳传之万世"的"不能亡党"，总体党终归会降格为"公民之一党"，世界上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允许无限期存在的总体党。"总体党"是一个老词汇，以区别于欧美的集会党（party）。事实上国民党，共党和纳粹都是总体党。
ps:马歇尔指望国共"两党执政"，就是没有明白国共总体党与"美国两党"的区别，核心矛盾根本不是没有多党制；

可见热血政策的所谓"风险"是与之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相比较的"风险假象"，其实是"期望的落差"；相反热血政策消解的是真实的社会和统治者自已的风险。举例说，相比美国总统四年一度滚蛋，最多八年就要下岗；美国总统岗位相对于罗马皇帝是"高风险"的。但相比终生就业的罗马帝国"终身总统"的55%四年任内死亡率，美国总统的岗位是低风险的。同理在经济危机时期，因为消除生产过剩的泡沫（产能结构失衡）而面临的GDP大幅休克是"高风险"的热血政策，但相比"保国企"保成大饥荒，又是低风险了，

关键就在于"热血政策"与"冷血政策"的风险衡量的主谓宾和标准都是不一样的。在明确"谁的风险，由谁衡量，由谁承担"以前，对比热血政策和冷血政策的风险，对任何个体都没有参考意义。总体党的专政风险，实际上就是个人统治者风险模式的扩大；无非是"政治基础"进一步下降到愚民大众的支持上。但愚民大众不可能进一步贯彻此模式，因为不存在可供"愚民大众党（即民粹总体党）"足够转移成本的人科畜牲群落。这就如同一个哲学家必须跟别人讲哲学，尽管自已讲哲学绝对是合法；但忽悠自已是没意义的。

热血政策是事实上（消解了风险）的低风险，但因为历史积聚的风险的释放，而不得不在当前承受责难。历史积聚的错误越大，热血改革的当权者不被愚民理解的风险就越大。温氏即便是"演技"的试水，也已经充分说明了中国愚民为热血政策带来的高风险。冷血政策实际上是高利贷积聚的高风险，即今天时髦的说法就是"堰塞湖""今天有酒今天醉""管他日后洪水滔天"。热血政策与冷血政策的选择模式，远不必等到大革命，只需看看今天凯恩斯主义导致的经济危机，无论是民粹还是权威，偏向于热血政策还是冷血政策？

事实上，当人民币m2的三十年复合年增长率达到20%以上时，泛滥在全中国的仍是"监管""小民自私""没信仰""国家标准""资本家逐利""要保住国企""国企福利还不高""公务员收入低""宏观调控是神圣的党国权力""再分配""不能私有化""反户籍制度""政府投资的GDP拉动""低估人民币出口""外汇管制，人民币汇率不能不操纵（包括张五常，谢作诗等）"…………，全部是冷血政策；但却因为利益集团的利已！似乎总是有几个利益集团中的"弱势群体"利益，甚至还可以借农民的名义；而被民粹接受。

这就是总体党的冷血政策之所以能贯彻统治者的冷血模式，必须得到愚民大众利益颠倒的"无私奉献"的配合。当愚民大众懂得"默认权益归于个体"的国民有私就是自已的根本利益时，冷血政策就失去了其施行的客观条件。因此说，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希特勒可以出现在德国，斯大林可以出现在苏联，毛上帝可以出现在中国，但这三个人却绝不可能在美国登基。林肯和肯尼迪甚至只是几句极左口号，也吃了美国人的枪子。而当大众因为利益逻辑的颠倒而成其为愚民时，统治者的热血政策就事倍功半，风险徒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