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和大革命》的要害

《旧制度和大革命》的要害：转型与转轨的概念不同；
民主和资本主义进程是违法"犯罪"的推动；
革命和大革命是"由下而上"阻止民主进程的卫道；
传统文化理解中的"乱"和阻止自救的"监管""复古""严刑峻法"
传统文化"监管""严刑峻法"下的马尔萨斯主义的大饥荒；

《旧制度和大革命》所揭示的要害，就是统治者会在"转型"和"转轨"的概念之中混淆，也就会在"革命"和"改革"之间混乱；具体就表现为，把默认权益归于个体的自由和民主，混淆于剥夺个体权益的侵害和民粹。最要命的地方，对这些概念的混淆，并非局限于统治者本身，也是绝大部分公众；而不在于他们各自的道德，无论是自以为的高尚，还是在传统文化中品定的高尚；无关于他们各自的教育，或者（除个体主义）以外的任何标准下的"高素质"。实际上，从品德，教育，素质等方面而论，统治者的层次一般都是很高的。

门格尔和哈耶克的秩序理论，可以帮助理解"转型"和"转轨"的区别，理解"有限的革命""反谷物法"的民主进程，与"大革命""治乱循环"之间的区别；或者理解"自然秩序（转型）"与"建构主义（转轨，改革，革命）"之间的区别，和各自之可行与不可能。转型的广义是整个社会的升级，如"民主进程"；狭义是指由下而上的习惯法的渐变。建构主义者常将其错误意会为"人民群众闹革命"，实际上是指因为个体逐利和传统公有制习惯法的冲突，个体"发现腐败的违法机会"被"统治者"慢慢接受，最终变成新的立法。ps:笔者的观点和根据，不引据于门格尔和哈耶克的理论，仅仅gree其与笔者的理解一致；因此是帮助理解；

简单说任何有利于社会的民主即资本主义进程，都必定是个体逐利的"违法，被指责为腐败，道德堕落，缺乏信仰"的一点点的进步，可以描述为"任何进步都是违法行为推动的"，但显著区别于"任何违法行为都推动历史进步"。这一区别同样是传统公有制的文化群体所乐于混淆。法律必定是传统习惯的约定俗成，任何统治者的主动转轨，都会被传统文化群体不容，常常会遭受杀身之祸，在中国的习惯上会被溢为"灵（异）"，如"赵武灵王"。但是正如很多公知所鼓吹的，"乱世须用重典"，含义就是不得改良，不得求生。

理解社会的发展进程，（如果真的有发展的话），是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发展，是市场经济去特权化的过程，可以帮助理解，为什么革命分子都是未上台的，不择手段地夺权推向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者。撇开传统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意识形态之争，一个社会如果面临"变革，改革，革命，转型，转轨……"的压力的话，一定是"老一套"不管用了；然后才需要改变；因此而与老一套的习惯法发生了冲突。而在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所有传统观念文化群体之中，则是无视"老一套不管用"的事实，强调的是"没有按老一套办"。

只有在传统文化的观念上，才会把新事物的出现视为"乱"，而把社会遭遇的困难归咎于新事物的出现，而不是老一套的不中用；此即儒教所称的"礼崩乐坏，世风不古"，或者是基督教所称的"诚信缺乏，没有信仰"，或者是马恩毛所称的"没有复辟文革，官不象文革时那么为人民服务了"。可见这种"乱"，实际上现实症结的回避，对旧观念的卫道，对新事物的仇恨。而在此"因为个体求生而出现的新事物"视之为"乱"，而奉之以法家暴政的"疑罪从有，严刑峻法"，实际含义是不允许求生而变，弱小者自生自灭，各安天命！

这就是中国老百姓面临的最大的危险！也是中世纪的英国和在英国统治下的孟加拉，在马尔萨斯主义的大饥荒中，在毛灾的大饥荒中，在堆积如山的粮食面前，被活活饿死的几千万饥民所面临的社会主义的严刑峻法！转型的意思，就是因为社会遭遇的困难，由下而上的，对实在法寻求变通的，最终社会形态的改变。马恩毛狗常常称之为"和平演变"，而配之以"严刑峻法"的阻挡。而转轨则是由上而下的体制改变，所谓"有好的体制，就有好的人"。典型如马恩毛和新制度学派。后者又常称之为改革，建构主义；但从无成功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