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不是公共事业，中医科学不科学

软件工程分析"中医，西医与公办医疗"争论中的"通往奴役之路"；
"中医 vs  西医""个体消费医疗 vs 国家医疗"的要害在于"消费者角色的主谓宾"
"中医＋全民医疗"的结果是高额税收补贴少数医疗特供，广大民众只能获得安慰性治疗；
医疗不是公共事业，中医科学不科学，仅具个人选择，不具公共政策必须争论的合理性；

传统的"面向政治的军队"与现代化"面向任务"的国防和军事的区别，类似于中医与西医的区别。西医不是能医百病的神医，而是能描述界百病的科学。西医即使是治不了的病，也被界定为"原因不明，或没有特效药（如乙肝），或死亡率百分之一百（如狂犬病）"。中医就从来没有界定过"不可能被中医治愈的不治之症"，从来没有界定过任何一种疾病的预期治愈成本和治愈率。因此西医可以与同样基于概率论的医疗保险相配合，而中医就永远如中国特色的军事政治思想一样，只能求助于医生的"医德，有信仰，不腐败"之类。

与军队必定具备的公共性不同，"中西医"可以作为个人的选择，但未必需要具备公共性，即国家除了传染医学、应急救助等等公共安全的项目以外，只要是个人具备选择条件的，国家权力就不必介入医疗领域。这是军事国防截然不存在的场景。因此如果从人权自主选择出发，无论在"西医拥护者"眼中，中医甚至于被妖魔化的轮子法术，它们如何地伪科学，但作为个体病人消费者，显然可以选择中医和其他任何传统医学，而不必向（此时是第三方的）现代医学的理解，作出交待。实际上这也是"国家不必介入个体医疗"的原因。

但是当中西医的争论，象军队一样成为公共选择时，就象张功耀先生曾提议的"将中医赶出国家医疗体系"就有了可互相参详效果（后果）的作用，——>仍然要记住，支持张先生论点的逻辑，必须在"国家医疗体系必须存在"的前提下，但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中医由于不能界定其成本与治疗的效益，也就不可能采用有效的预算管理；从而不得不满足于"最低成本的安慰治疗"；但这是以"医疗服务"的任务目标而言的。但如果"全民医疗"作为民粹目标，——>这是以换取政治合法性目的而作的，中医就有了公共医疗的任务价值。

绝大部分中医的支持者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们自以为是"爱国（爱中医）"的意气之争，已经不是"医疗Oriented"的任务目的了。他们偏离任务目标的意气诉求，意味诉求于"国家医疗体系"的成本和服务对象，将是纳税人不能界定的；而纳税人得到的，只不过是以国家"全民医疗，宏扬中医"为名义的姑息治疗（等死）。市场上更优质的中医治疗，本来就不贵！根本不必由国家提供！由于西医硬性界定的对应任务（如生命无价，意味优先对贵族不计成本）的高昂成本，意味着国家任何税收都不可能支撑"全民西医医疗"。

因为类似中医这样不能界定成本和疗效，但也因此可以很廉价的传统医疗方式，完全可以由市场提供，而不必成为国家税收的借口。昂贵的西医不可能覆盖全民，如果不是以基础治疗的方式成为另样的安慰治疗，就是因为昂贵而不得不配给、特供，最终成为贵族成员按等级获得的福利。这种福利从国家领导人的专门医院，到一般离休干部的奢华疗养院、住院部，已经是人人可见，不必详述。由于全民医疗仅仅具备民粹的政治价值，中医同样地不能界定成本，因此全民医疗就成为象征性的安慰治疗，中医则成为最好的安慰剂。

由于中医不能准确界定疗效和投入成本之间的关系，因此伴随着中医（民族主义）和全民医疗（民粹主义），就有了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统计数字称全国人民都很幸福的低效能"。"中医 vs  西医"合并"个体消费医疗 vs 国家医疗"的公共争论，根本的要害在于最根本的"角色（role）用例(useCase)"的偷换；也就是理性主义（公共真理）对个人主义（个体选择）的偷换。个人主义其实就是"清楚界定角色role的用例，以界定成本承受责任"的社会学原则。中医科学不科学，仅构成个人选择，但不具备公共政策争论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