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号召的革命不具合理性

集合论视角：合理的革命是"反谷物法"的集合；
反谷物法是"民众不满"与"必须革命"的缓冲；是合理的革命的前提；
当谷物法是民粹的共识时，意味着民粹号召的革命不具合理性；
被革命，永远是民粹和统治者的选择，而不是他们的命运；

 

遗产法和高房价（实际上还有互联网的实名制之类），都是公权试图坚持要"改革的新政"，而且只要领导阶级替国民作主，绝对不会少了纳税人掏钱，让领导阶级雇佣五毛专家为他们自已作掩护的宣传烟幕。我们这些国民百姓既不必去争论的，（因为根本不存在可供争论的分歧），但是我们又必须坚决加以抵制，（因为那是明白无误的荒谬，而且直接损害我们自已的利益），那么答案是否就是自马克思主义煽动革命以来，在中国经五四精神煽动后的所谓"不革命，就不能抵制恶法的实施"呢？但是试问革命有那次是为了反抗恶法？

如果已经看过笔者许多关于"（不）革命和反谷物法"主题的博文，还没有搞清楚两者之个并非等价的道理，那就尝试一下从集合论的角度去理解两者的差别：世界上的确有因为某种恶法而产生的骚动，但不存在针对某一恶法的革命；世界上有着针对某一恶法的"反谷物法"，但"反谷物法"不会针对一大堆的恶法（集合）。即反谷物法永远是针对特定的"恶法"，革命则针对"产生谷物法的政治肌体，因其阻挠"反"而累积，所以不能通过正常手段去反"的"谷物法的堰塞湖"。可以看到"合理的革命"是"反谷物法"的集合。

革命如果不致于沦为无限的动乱，即革命必须是合理的，必须经过反谷物法的过程，同时也是革命后"反建构，废除（历史上被建构的）恶法"的政策目标的确定。这样的革命就成为有限的革命，而不会因为"革命"而沦落后无限的动荡。马克思主义所煽动的革命（五四精神）的错误，就在于越过了"反谷物法"的过程，而强调了"非具体特定恶法"的革命目标。这样的革命也就沦落为简单的流氓夺权，当然也就有了，自古以来夺权的都是革命，成功夺权的流氓都是英雄的革命真理了。反谷物法的意义就是确立了革命的真正目标。

反谷物法作为"民众不满"与"革命"之间的缓冲，也就意味着革命不一定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反谷物法能够达成目标就无须革命。反之批量性地成功的反谷物法，也的确可以被称为"革命"。因此以反谷物法为必要的缓冲和革命准备时，革命只不过是一个衡量标准不确定的，历史回顾时加以后验命名的历史过程，而不再成为一个可以作先验建构的"行动实体"。换言之，革命不必强调，充其量只是反谷物法过程中可能选择的一种手段，而不一定是不可避免的军事性行动。因此从奥卡姆法则出发，就可以永远废除"革命"这个实体。

对比一下"反谷物法"及其集合性的"有限的革命"，可以发现反谷物法与革命的很大区别，（但不是根本区别），是反谷物法针对的是"恶法"，而不再是所谓的统治阶级；换言之"反谷物法的革命"对事（恶法）不对人，更不针对所谓的"既得利益"。而马恩毛则因为反谷物法的改革（或者称为革命），而污蔑之为"不彻底的革命"，因为没有对所谓的统治阶级"血的灭绝"，——>这恰恰就是鼓吹和煽动革命的五四精神的坚持。事实上当谷物法是普罗大众的，特别是号称革命的民粹们的共识时，本身就已经否定了革命的合理性。

因此"革命是否必要"也就成为伪命题，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任何具体的"反谷物法"。而当没有任何谷物法可以确信因革命而被否定的时侯，革命就变成了纯粹的动乱和折腾，当然必须被无条件否定。革命只不过是反谷物法时被迫的选择，国民的任何个人或集团都是社会学上的个体。因此任何个体提倡的"革命"必定只能是野心的夺权，革命是不能提倡的，任何个体只能提出"反谷物法"的诉求，让卫道谷物法的统治者，自已选择是被革命，还是顺应废除谷物法。被革命，因此必定是民粹者和统治者们自已的选择，不是他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