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之难

"中央有效地放弃极权"不等于"中央放权"，中央治理的合法条件；
"中央有效地放弃极权"必须将保证权力归还到居民自治体之中；
地方不能建立自治秩序如"西藏，新疆"，中央治理并坚决镇压之，符合人权法理；
地方政府财政普遍破产并且缺乏地方居民自治，中央回收地方权力，符合人权法理；

户籍制度改革"难"是因为户籍制度除了放手让居民自治，将中国变成户籍森严的地方财政自理的联邦社会以外，根本没有其他可供可改革的余地。目前任何户籍制度的改革，不是民粹的亢进，就是圈地的运动，跟民主啊人权啊市场经济的什么的（通常所理解的）改革，根本上毫无关系，而且背道而驰。户籍制度之难，难就难在户籍制度本身就是中央集权的体现。没有中央集权的户籍制度，它的名字叫"居民社区自治"。因此对户籍制度的任何改革，又不得不仰赖于中央的极权。而户籍制度改革之终，又必须是中央有效地放弃极权。

"中央有效地放弃极权"不等于"中央放权"，这也是户籍制度改革之难。中央把重庆封建给薄熙来当采邑，任由薄熙来王立军胡作非为，薄还把胡作非为称为"唱红打黑的民生"，这不是"有效放弃极权"，只不过是扶植了一个地方诸侯的极权。同理，朱镕基总理一度打算建立"宏观可以由中央调控的地方主义"，以避免既能继续保证总体党在各地的绝对统治，又能采收西方地方分治带来的效益，结果必定是地方集权政府的强势崛起，并利用中央限定的土地垄断和中央把持的金融垄断，搞成了高房价和GDP泡沫的强势崛起。

户籍制度改革之难，就如同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难；难就难在符合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看上去就是极权挺进的专制；看上去是中央大度放权的开明，却是自取灭亡的《旧制度和大革命》。从习李一系列真假难辩的新政来看，改革之难，还难在中央改革家的思路未必很清晰。混水摸鱼的传统精英，还真能把民主改革，改造成极权主义强势崛起。一些地方官员抱怨："中央改革本应是分权，现在却是把地方的权力收走了"，——>这种抱怨是不合理的；在地方政府几乎全部事实上破产的时侯，中央收权是对地方民众的保护。

"中央有效地放弃极权"不是中央放权不管了，另找一群老爷管住地方上的居民，更不是从西部和农村找一帮穷牛二，到东部相对不穷的城市打土豪；给西部分点叫扶穷，给牛二一点叫再分配，再给中央一头叫大刀阔斧！"中央有效地放弃极权"，必须保证把权力，归还到地方居民的自治体手中；如果一次发现不行，还是让传统精英当上了诸侯，就要"中央直接治理"，把分出去的权收回去，重新扶植地方地区性自治团体再授权，直到最终有效地扶植起，因为自治而拥戴中央政体的地方主义，极权就能有效地，也是安全地放弃了。

从哈耶克这类"敌对意识形态"的法理上而言，如果西藏和新疆因为某些民族的狭隘而骚动，中央直接治理、戒严甚至"残酷"镇压，没有什么不合人权正义的地方。不必理彩西方左派这些"进步意识形态"的喧哗，当年美国杰克逊总统镇压印第安人部落的骚扰时，何尝不是遭到欧洲进步分子的谩骂？不过，如果中央"直接治理"没有扶植西藏和新疆亲中央（一般是汉族）的自治和武装群体，那么在这两地的中央治理，就会吃力不讨好，而且维稳成本高昂；——>当然啦！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政府费用越高，越拉动GDP强势增长。

西藏和新疆的事儿热闹，但不等于说内地各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轻松，后者的危险程度甚至更高！目前没有对地方债务危机总额的可信统计；但肯定大大超过官方的统计N倍，则是不必争论的预期。最保守的估计是25万亿（高盛），最高估计是75万亿，后者数字与M2货币的数量级上接近，反映了某种真实性。笔者估计真实的情况居中，25万亿没有考虑包括地方国企和政府担保在内的隐性负债，75万亿则把中央央企和金融垄断的份额，也算到了地方债务危机的头上。改革之难就难在地方政府确实太大了，但中央规模更是不遑多让。
ps:股文明天再发；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