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治国颠倒黑白

自由放任和政府监管的各自逻辑前提，兼谈薛兆丰与叶檀的共识；
自由放任，市场不需要监管，也不允许政府擅自监管；
政府权力如果先行介入，对"行政权力"的上级监管就必不少；
"默认权益归于个体＝受害人举证＝疑罪从无＝天赋人权"；

由于过失杀人、强行禁锢等非法行为，在目前治案和刑法中都法有另罪，因此不构成"传销"的本罪。否则道德角度无限上纲，就可以因为有人吃饭噎死了，就把种粮卖米的农民抄家灭族，在辩证法上也不难罗织罪名。这就是道德治国与民主法治，在逻辑上的区别之处，并不是说法治鼓励缺德，而是罪归罪，道德归道德，道德不构成犯罪，罪无二罚，法无二纲！犯罪只问法中成罪与罚，别指望象李天一的律师和同情血统高贵的嫌疑人的那些法学家一样，指望恶人先告状责问公众和受害人的道德，就可以让李天一的犯罪事实蒙混过关。
按照薛兆丰先生的思维，可能就会说："用这样的逻辑，将可以为非法集资、庞氏融资，彻底洗脱原罪！"，——>Sure!! 如果连传销、赌搏之类道德八股的至爱，政府都可以不管，让市场自主的司法独立去解决，整个市场经济之中，包括非法集资和庞氏陷阱，以及什么热钱庄家阴谋论，都不需要监管，私相授受的神圣不可侵犯，也不容忍任何政府权力的擅自介入。此即所谓自由放任。自由放任的前提，就是政府权力没有介入市场竞争；政府权力如果先行介入，上级的监管就必不可少！不是监管市场，而是监管介入的政府权力。

中国传统文化之愚昧落后，中国文人之卫道无耻，就在于把政府对市场的擅自介入谓之"监管"，监管的却是市场经济中的"私相授受"，——>这叫封建制度，更准确的称谓是"国家主义全民奴隶制"！笔者之所以对薛兆丰先生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就因为薛兆丰的"私有化"，并没有足够证据与封建制度的Charter私有化厘清区分；却在吴英等案件中，明白无误地接受了诸如"影子银行原罪"，甚至让人怀疑其持有"贱民原罪"（邓玉娇案）的观念。两者迹象合并则显示，薛兆丰先生极可能与张五常一样是马尔萨斯主义者。

叶檀尽管在"影子银行，非法集资"（如吴英，曾成杰等案）中与薛兆丰的观点类似，但是几乎三句不离监管，四句不离"宏观调控"，五句不离"建构主义"，句句不离"诚信"，……，字字句句统统是中世纪基督教那套道德经济学！在叶檀公知的大脑中，所谓的至关重要的诚信，不是由消费者的自主买卖买出来的商业无形资产，甚至不是经营者信仰上帝的自律（基督教的观点），而是由政府法家暴政的狼牙棒，棒打市场经济私相授受，无限制造无厘头的"违法成本"（其实就是交易成本）。因此叶檀是民粹型地接近左棍。
ps1:叶檀要求政府权力积极"监管，打压"时，又反对政府"救市"，但不反对对国企等危机补贴；有趣的组合；

被称为奥地利学派的薛兆丰先生，与自认为萨缪尔森主义者的叶檀公知，在他们自以为是对公众启蒙的建构主义之中，都缺乏了民主和法治最根本的要素"默认权益归于个体"，表现在他们的监管（叶檀称）和严刑峻法（薛兆丰称）中，都是一些"没有受害者的司法正义"——>没有受害者(举证)的正义！这是一位美国法学家，对斯大林肃反中几百万死难者事件的总结，——>笔者将其提炼为法治与"法西斯统治，即法家暴政"的根本区别。薛兆丰先生争辩称"吴英案有受损失的受害者"，也正是前苏联宣传部门为大肃反作的辩护词。
ps2:曾到美国游学的薛兆丰先生，显然没有搞明白"victim（司法意义）"与"loss sufferer"的区别概念；

为户籍制度正名，是民主进程的主战场。世界上不存在否定户籍制度（居民自治）的民主，如同不存在否定"神圣后花园"的私有制。传销（还有赌搏）则在为市场经济正名的"启蒙过程"中，是并不显眼的G点；用日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天王山之点"。证否了传销的原罪，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的原罪，自然不复存在。反之，当传销仍然处于被妖魔化状态时，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的一切都将被视同非法，如果不是政府管不过来，就是政府恩准特许才获得许可证。这就是笔者为什么要剖析传销，非法集资，庞氏陷阱间的关系，及其罪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