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必须经过受害人举证

传统文化会把"守法"作美德，"违法"作恶品；
美德法社会，人与人的矛盾，最终体现为"人与社会的冲突"，要"顾全大局"；
法治："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法律必须经过受害人举证；
人治："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法律是摆设的道德，执法是灵活的；

西方社会尽管有着琳琅满目琳琅满目的各种法律，却根本上没有违法的概念！道理甚至在中国文化之中也是明白的，即所谓"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法律条文无论是善是恶，无论是多是少，都必须经过某种人的调用、维护、举证，才能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才能影响到其他人。因此一条法律没有被引用，举证而诉求于确定的司法利益时，这条法律就是死的。而引用、举证、诉求就涉及到"利益角色的主谓宾"。在公有制体制中，永远是"个人与大局"的冲突；而在个体社会之中就是控辩双方"默认权益归于个体"的诉讼。

当传统文化人士没有警惕到美德法是魔鬼本性时，也常常把"守法"作为美德，"违法"作为恶品。这也是美德法之所以被奉为法治，传统文化人士也把一切恶果归因于"道德堕落，没有信仰"之故。因为无论恶法有多少，如果公民都有"守法"的美德的话，恶法显然不可能造祸于任何人。换言之，当道德普遍地极大高尚时，法律和法治都是多余的。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公知大脑的愚民会在佛山小夫妻一案中，居然用统治阶级的口吻："法律明摆着，谁让你有法不依，故意违法？"——>这是明显的法家暴政观，他们以为是法治！

社会进化论的短缺客观性，先天性地否定这种"无数恶法框定的不变行为，在极大美德下循环往返"的美德社会的现实可能性；同时也先验地证明了，在美德法的社会中，"违法"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必要手段，革命如果是必要的，只不过是"违法竟然遭到了镇压，不得不闹革命了"。由于文艺复兴以前的所有社会都是传统的公有制，因此可以说，没有违法就没有民主，不敢违法就是顺从的奴才。违法之所以在美德社会中被视恶行，就在于美德社会是"默认权益归于社会"的公有制，即严复歪曲进化论所称的"大我重于小我"。

当默认权益归于社会，而不是归于涉案个体时，人与人的矛盾，最终都被翻译成"人与社会的冲突"，而成为与法律某种解释的冲突。默认权益归于社会，则法律的解释权也掌握在利益冲突一方的"法权"手上。因此美德法社会的法治，也就总是表现在绝对的权力，对所谓违法的惩罚，对于没有违法但（被绝对权力认为）冲突于社会利益的人，则要求其具备"顾全大局"的美德，仍在是美德！典型的就是中国民众的利益在国际贸易中被出卖了，被要求顾全大局；李天一轮奸案中的受害者，说不定也会因为影响不好，被要求顾全大局。

明明是某种劣政的受害者，因为没有服从"顾全大局"的美德，也就被视为"漫天要价"，在传统公有制观念中，当然也是损害社会利益的恶品。典型如吴敬琏先生，把拒绝被强制拆迁的钉子户，称之为"漫天要价"；但是损害的是谁的利益呢？不就是国家中央计划的计划经济，土地财政掠夺民财的所谓利益？如果是在私有制的法治社会，"垄断了个人利益"的个人为自已的利益"漫天要价"，否则say NO，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此处只是一个例子，说明传统文化的无孔不入。要知道，吴老可是中央体制中强烈主张市场改革的人士。

明明是某种恶行的受害者，经过美德法的翻译后，居然变成了某种违法的行为，而惩罚之可以"严刑峻法"。由此也可见，在美德法的社会中，违法是不可避免的，仅在于违法的技术要足够高，让极权苛政顾不上，逮不着！顾不上而已！真逮着你，可别以为美德法找不到治死你的那条法。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违法的概念显然就是绝对的权力存在的现实，和必须对绝对的权力（实在法）给予足够的尊重的现实。但是在美德法社会中，这也是违法的，奴才为美德而据理力争也是美德，道德教科书中都说上帝会站在奴才（弱者）一边。